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一
一天,一位顾客来到乔治·格雷厄姆的店里——乔治是伦敦一个很有名气的钟表商,在他的铺子里精心挑选了一块手表,但仍然不放心,就问乔治,手表的精确度怎样。 "先生,这块表的制造和对时都是我亲手完成的。"格雷厄姆回答他,"七年以后你来找我,如果那时候时间误差超过五分钟,我一定把钱退给你。你只管放心拿去使用。" 过了七年,当年的那位先生从印度回来后,又来到格雷厄姆的铺子里找他。 "先生,"他说,"我把你的表带回来了。""我记得我们的条件,"格雷厄姆说,"哦,怎么了?把表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好?" "是这样,"顾客说,"我已经用了七年,它的走时误差超过五分钟了。"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就把钱退给你。" "除非你付给我十倍的价钱,"顾客说,"不然我不退。" "不管你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食言的。"格雷厄姆回答。他把钱付给了那位先生,换回了那块表,留着自己校准时间用。 塔彼温先生是格雷厄姆先生授业恩师,塔彼温先生是当时伦敦——也许是全世界——做工最精细的机械师。有一次,一位顾客拿了一块刻了他名字的坏表找他修理,表上虽然刻了他的名字,但实际上却是假冒的。塔彼温二话不说,拿起锤子把表砸了个粉碎。看着顾客目瞪口呆,他拿出一块自己制作的手表递给他,说道:"先生,这才是我的产品。"一座时钟上如果刻上了他的名字,那就是质量优异、走时准确的标志。格雷厄姆先生一生有很多发明,他发明的司行轮、太阳系仪、水银钟摆等,后人一直都在使用,到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改进。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一座大钟,就是他制作的,经过一百五十年到现在还是性能良好,只是每走十五个月需要调时一次。由于塔彼温和格雷厄姆的工作达到了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他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二
在海上航行时,水手必须知道自己在赤道的南边还是北边,距离赤道有多远;还要知道相对于某个固定地点的位置,比如在格林尼治、巴黎或者华盛顿的西面还是东面,距离多远。为了航行安全,这是必须知道的。如果他有一个绝对精确的计时器,那么每天有太阳的时候,他就可以借助计时器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然而,当时这种高精度的计时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为了找到一种测量经度的办法,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国王悬赏一千克朗。两百年后,英国政府悬赏五千英镑,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种帮助海船测量它所在的经度,而且误差不超过六十英里的计时器,就可以领到这笔奖金;如果误差少于四十英里,奖金是七千五百英镑;少于三十英里,一万英镑。另一个版本是,书记员不小心把最后一项写成了两万英镑。 于是,世界各国的钟表工都觊觎着这笔奖金,费尽心思想把它收入囊中。但一直到1761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到这笔钱。恰好就在这一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了他的计时器,他要求对仪器进行检验。于是,在一次为期一百四十七天的从普茨茅斯到牙买加的往返航行中,哈里森先生发明的计时器被派上了用场,整个航程最后的误差只有四秒。随后一次到巴巴多斯的为期一百五十六天的环球航行过程中,这台装置误差只有十五秒。最终,两万英镑的奖金颁给了哈里森先生——这位已经为此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双手和计时器一样灵巧的机械师。 三
在纽约州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木匠对铁匠说,"给我做一柄最好的锤子,要那种你能做得最好的……我们有六个人来这里干活,我把锤子忘在家里了。""我能做得出的最好的锤子?"铁匠戴维·梅多尔满腹狐疑地问,"你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会的,"木匠说,"我需要一柄好锤子。" 铁匠最后交给他的,确实是很好的一柄锤子,锤头的孔比一般的锤子要长,锤柄可以深楔入孔里,这样,在使用的时候锤头就不会脱柄飞出去。也许从来就没有哪柄锤子比这柄更好。木匠对这项改进赞不绝口,不住地向同伴炫耀他的新工具。第二天,他的那些同伴都跑到铁匠铺,每个人都要定制一柄一模一样的锤子。这些锤子定做好以后,又让他们的包工头看见了。于是,包工头也来给自己定了两件,而且要求比前面定制的都好。"这我做不到,"梅多尔说,"每次我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不会在意主顾是谁。" 梅多尔其实只要按照已有的工艺标准做下去,很快就能发大财;但在整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他总是在想办法改进每一个细节。一个五金店老板一下子定了两打,这么大的订单,梅多尔以前从来没有接过。纽约的一个商人来村子里兜售他的货物,看到五金店老板已经定制好的锤子,把它们全部买走了,还留下了一个长期订单。尽管这些锤子在交货时并没有什么"质量优秀"的标签,但只要在锤子上刻有"梅多尔"几个字,就意味着它的质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对一种商品来说,质量好、性能优越是最有效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