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辈子二十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对知识分子重视起来，老黄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他的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建材部和省建材局对他都很重视，有关会议邀请他参加，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矿山技术研究会和省硅酸盐学会理事，还担任省建材局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成员，等等。他对外的交往多了，科研单位、学校、兄弟石膏矿来交流的也多了，有的甚至还到家里来看望。他们一看我们住的地方，都觉得不可想象，有的人就直接向矿领导提意见，觉得太不像样。正好部里批准石膏矿修建一万多平方米的家属宿舍，1978年第一批楼房建成后，就分了我们一套。
　　大约是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按照40%增加工资。在我的记忆中，我来应城石膏矿已经20多年，工资一直没有变过。1964年虽然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而且升级指标尚未用完，像我这样单位已经通过升级，却不知道为什么仍然没有增加工资，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大家都眼巴巴地希望这一次能够升上一级。调整工资的活动开始了。计财组的几个同志一致认为我应该升级。我来应城石膏矿20多年从未升过一级，我领导的计财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小组。从道理上说我升级是应该的。但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我想，既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身边几个同志工资都不高，潘英玲也工作了十几年，工资才拿40多元，小未中专毕业，工资大概也只有二三十元，陈建芳也只有二十多元。而且小未的爱人是个家属，两人经常为钱扯皮。我的工资比他们高一些，就不要跟他们去争这点工资了。所以我在会上表态，我这次不升级了，让别的同志升级。这样我们计财组顺利通过了潘英玲和小未两人升级，陈建芳参加工人组的评定，我又到工人组去介绍她的情况，说她表现很好，希望能把她评上。最后她也升了一级。我们计财组升级的比例达到60%，超过了规定，我感到很高兴。在讨论时，基建处副主任石某见我表态不升级，他也表态不升级；升级结果出来后，他还是升了一级。有个没有升级的职工就在办公楼里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他说假话，＂人家老段说不升就没有升，你说不升怎么还是升了，亏你还是党支部委员！＂不久财务科会计小蔡找到我说：＂段组长把我调到你们组去吧！我在财务科，哪年哪月才能升级呀？＂可惜我这个组太小，容不了那么多会计。安得亿万人民都能升一级，纵然我永不升级也心甘情愿。不过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像杜甫一样说说而已。当时老黄和他的助手杨某是一个组，老黄自然让杨某升一级，他自己不升级。后来上报到矿里，杨某未能升上，老黄还去劝解和安慰他。
　　一段时间我经常因公出差到苏州。一次同老黄去苏州路过南京，见到他的侄媳妇玉芳。这时侄儿已经因病去世，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无依无助，生活很困难。她在同我们谈到这些情况时不禁泪流满面。这个侄媳妇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就时不时给予一些帮助。以后我们路过南京时，她总是热情接待我们。
　　1980年老黄已满60岁，矿里没有安排他退休，1981年还在继续上班。他遭遇了这样一件事：二矿一个绞车道岩层发生较大变化，很有可能发生垮塌；如果继续在那里生产下去，万一垮塌将车毁人亡，发生重大事故。于是老黄要求那里停止生产，立刻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生产。但是生产科科长不同意，说按计划应该在那个绞车道生产。后来矿部讨论，同意按照老黄的意见办。下面的工人一听说，就立即进行了转移。这位科长极为不满，说老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有意报复他。这是从何说起？老黄这个人真可谓宽宏大量，说实话连我都不如他。看来在石膏矿工作下去很艰难，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写一个退休报告请求退休。1981年底石膏矿报请孝感地区批准了这个报告，以后他就没去上班。很快省建材局知道后，批评石膏矿领导做得不对。矿党委书记徐旦初亲自到我们家里赔礼道歉，说他做错了，请老黄回去上班。老黄说他是自愿退休的，完全不怪领导；今后石膏矿工作需要他，他还是随叫随到；再恢复工作就没有必要了。徐旦初任书记期间对老黄还是很尊重、很照顾的。
　　大约是1981年底到1982年初，是个寒冷的季节。铁路已经建成通车后发现，其中一个桥墩下沉，原因是铁路修建后应城河流改道，挖动了桥墩附近的土方所致。铁路部门鉴定，需要进行桥墩加固，否则火车运行中可能出现重大问题，通过设计和预算，需要增加投资20多万元。这个项目基本结束，再要求增加投资困难是很大的，于是矿里派了一个管基建的副矿长和我同去北京汇报此事。我还记得那次天气奇冷，地面积雪，招待所出来的十字路口上，小汽车的轮子在冰雪中不停地转动，就是开不出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感到新奇。到了部里，我首先找技术处的李处长反映情况，他说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叫我们去找综合计划处，综合计划处也说他们解决不了这种问题。我只好回头又找李处长。那位副矿长跟在我后面一言不发，跑了两天大概感觉没意思了，就对我说，他也快退休了，以后没有机会再来北京了；天坛、地坛都在搞展销，他想去转转；让我一个人去跑这事。我想他不愿意去也没办法；他去了也没有用，那他就自便吧。他在北京玩了几天就回矿了。但事情没解决我不能随便走。每天上班前我都在李处长的办公室门前等他，他上班我也上班，他说找谁我就去找谁，不行再来。李处长的修养还是不错的，他还没有烦我；他也有他的难处，这事他作不了主。最后他对我说：＂这样吧，你敢不敢直接去找部长？＂我说我敢。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从来就认为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又不是我私人有所求，有什么可怕的呢？第二天上班后我拿了报告直接到了部长办公室，接待我的当然不是部长而是部长秘书。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情况。另外我还说，我来部里有一个多星期了，走遍了所有的处室都无法解决；如果桥墩不断下沉而不加固，将会有可能的翻车等重大事故，那时损失就大了。到时候不是我们基层没有向部里汇报啊！请他转呈部长批示。正巧那时渤海油田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故，正在追查责任。我这个＂御状＂告到顶了，结果还算不错，第二天批文下来，同意拨款给应城石膏矿作为铁路专用线基本建设投资。
　　铁路专用线投产后，机构人员有所变动，计划和财务分开，计划安排在主任室里，我和两个主任一起办公。1982年的计划安排是前期做准备工作，在土地征购、三通之后，井筒正式施工安排在9月份。元月份有一家施工单位来矿谈判。一般谈判我都参加，那两天刚好我有事去了武汉，下午回矿后我去办公室上班，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是讨论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事情。我向会议主持人要了一份合同，从头到尾看了起来。我吃惊地发现，井筒施工进场时间安排在2月份，同时合同还规定：如果施工方按照合同期限进场而不能按时施工，我方要赔偿对方一切损失。于是我在会上提出，施工方2月份进场，我们的准备工作办不到。而会议主持人说，这个合同是主任同意的。最后主任胡某进来，随意翻了一下合同，就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宣布会议结束。
　　回到办公室后我又把合同反复看了几遍，实在放心不下，就去找胡某，问他合同为什么这样签，工程只能在9月份后动工，合同上写的是施工单位二月份就进场，而且如果不能按期施工我方将赔偿对方一切费用。胡某说没有这样一条。我就拿出合同，把这两条逐条念了一遍。事实就摆在他面前，他无言可答，最后说：＂都是国营企业，他们出费用和我们出费用，都是国家出。＂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理论，实在是太可笑了。很快这事传开了。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我想，光说说也没有用，应该想个办法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矿里已经不好或不能出面了，唯一的出路是找建设银行，他们有权出面干涉这个事情。建设银行驻矿办事处有一个工作人员，办公室就在我们楼下。我去找他。这位同志叫徐进，刚从部队转业，业务不太熟悉，但我把情况讲清楚后，他也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根据合同签订的进场人员及设备计算，从2月到9月，我们须赔偿对方20多万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建议他说，可由建行发一个通知，不同意这个合同，理由是甲方的准备工作不足，没有施工条件，合同作废。可以多发几份，甲乙方各一份，两方的上级机构各一份，建行上级机构一份。我帮徐进拟好了通知，由他发出；所有发的通知都用挂号信，并且把邮局的收据全部保存起来。这样做了以后我才放了心。但以后有些人对我的意见就比较大了，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这个人一辈子注定了是不会讨好的人，到哪里总有人不欢迎。好在这一年我快满55岁的退休年龄。法律规定，到了那一天我就不上班了，从而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据说后来徐进为了这件事还受到单位的表扬和奖励。到了第二年施工方果然来要求赔偿，打起官司告到地区，地区判决应城石膏矿败诉，赔偿对方9万余元；石膏矿不服，建行也出面，两家联合上诉到省里，最后判决石膏矿不须赔偿。这是我退休前为石膏矿做的最后一件挽回损失的事情。
　　小女儿去北京时见到我原来的同事老田，他对她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你母亲到现在还是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老田的话让我十分惊讶：老田跟我的关系不错，照说是了解我的，怎么会这样说我呢？我觉得他是在讽刺我。后来一想，他这话褒贬的意思都有：褒义是我一心为公，不考虑个人得失；贬义是我现在还这样做是否太不合时宜。不过我这个人本性如此，无论是好是坏都难以改变了。
　　回顾我这一生，在工作期间，别的不敢说，可以问心无愧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有吃过公家一餐饭，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反而自己倒贴了不少钱。在幼儿园当主任的情况前面已经说了。在基建处工作期间，大约十年时间，设计院、施工单位来人需要接待，有时召开会议后我和其他一些人要陪同吃饭。每次吃完饭后，我都要找到管理员算一下账，把我的那份饭钱交给出纳。有时我的这份饭钱高达一二十元，要占我月工资的很大一个比例。一次我出差到北京，带上外孙女一起去。在招待所住宿时，我和外孙女共睡一张床，但招待所要收两个人的钱，发票上只开我一个人的名字。回矿报销时我说明情况，只报了住宿费的一半。在基建处工作要经常下到工地上，于是有人提出要给补助。基建处研究同意给予补助。我在基建处工作多年，下到工地的次数难以计数，没有要过一分钱的补助。现在跟子女谈起这些情况，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说像我这样的人哪怕在整个中国也是极少的。 （这段话是我加上去的——黄忠晶）
　　那时孩子们都是低工资，本科毕业才拿36元，中专毕业29元，普通工人不过30元左右，生活的确比较困难，而我们两人工资加起来有200多元。因此我决定每个星期天4个子女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我家一起加一次餐，一共有十二三人。我总是鸡鸭鱼肉以及蔬菜买一大堆，早早起床给他们做一大桌菜。我边炒他们边吃，热的味道好；我炒完了，他们也吃完了。我每次做的菜大概都吃得差不多光了，等到我来吃饭的时候，只是不多的一点残菜。好在做厨师的人吃油烟已经够了，不会有饥饿感。看见他们吃得有滋有味，比我自己吃了还高兴。为了做好菜，我还专门买了菜谱学着做，例如糖醋鱼，大家都说很好吃。不过我们每月的工资是花得精光，偶尔到了月底手头还很紧，有时还向大女儿借点钱来应急，到发工资时再还给她。好在我这个人不太看重钱，反正下个月总有工资发，老黄是从不过问这样的事，他只要有吃有穿就行了，自己从不花钱，也就相安无事。
　　老黄的支气管扩张病从25岁开始，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我也只好随时提防着。大约是1978年，一次我翻看一本《实用内科学》，是小女儿用的一本教材丢在家里。其中治疗支气管扩张一节提到三白片的治疗方法，可以较长时期服用。中药是白芨、白布、沙参、百合碾成粉，制成片剂。片剂我不会做，就把它改成糖浆。我把这四味中药熬成浓汁后加上糖，制成糖浆。通过试用，效果比较好。以后就经常给他做，只是自己辛苦一点。因为白天要上班，星期天要做全家的饭，没有时间，只有在晚上给他熬，熬一次的时间比较长，夜晚总要熬到转钟以后。服用这个药后，有几年他的咳嗽有所减轻，咯血发病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