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与社会可持续

　　刘翀宇    周艳玲
　　基金项目：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机制及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BZZ056）;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项目编号：XK1901-08-02）
　　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的现状，结合实证研究探寻刺激消费和提高消费率的有效途径，以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为研究背景，选取2013-2019年各季度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合现状分析与实证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性意见。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显著负相关，并且农村居民受到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升要大于城镇居民。因此，在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后，仍需着力解决目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现状，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收入与消费;可持续发展;面板数据模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40年的不断发展，从满足温饱到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提升自身实力到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式奇迹＂。在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转型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在对我国实施各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仍未能改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震荡下行的趋势，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由于过去经济外向型的发展方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结构性矛盾，伴随着这些矛盾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比如：经济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伴随着内需不足等。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除了受到外部环境不稳定的影响，更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调整的内在要求。
　　一、经济＂新常态＂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阶段分析
　　（一）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在过去已有理论和实践中被许多学者所质疑，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地缘政治局势、制造产业结构等很容易对进出口造成冲击;二是因为单靠投资发展经济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来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十分依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高。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额逐年减少，占＂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逐渐降低。
　　（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各项支撑惠民发展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这种发展战略导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显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随着新常态经济的转型、中部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实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所控制。但就目前来说，区域的发展和收入差距仍较为明显，以2018年为例，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较低的城市集中在西北部地区。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倾向差异明显
　　我国消费的主体包括城镇和农村居民，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经济结构体制，存在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经济协同发展，资金、劳动力、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出现，使得城乡居民间的消费水平产生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绝对性差值逐渐增大。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是在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和收入。主要原因是若提高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不会影响其消费预算，反而会扩大其投资规模，使得总体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升高。经济新常态以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对增长速度逐步赶超城镇居民，201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绝对消费水平差距为13988元，尽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增长速度在经济新常态下逐渐超过城镇居民，但两者的绝对差距仍十分明显。
　　二、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本节将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主要讨论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实证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范围是全国31个省2013年至2019年各季度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与延续性，本文实证研究部分使用的相关数据是自2013年后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进行统计口径调整后的数据，也是为了更好地结合经济＂新常态＂研究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实证部分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有：Stata16、EViews10、Excel2016。
　　（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率
　　本节主要讨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且将对二者展开定量分析，因此根据现状分析提出本节的理论假设：在经济均值相等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居民消费率。为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构建出以下计量模型：
　　c_yit=a0+a1incomeit+βXit+εit
　　其中，c_yit表示i省t季度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0为模型常数项，incomeit為i省t季度的居民可支配收入;a1是本节实证研究的待估计参数，主要表示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水平，且根据本节的理论假设，a1预期为负;Xit为模型控制变量，β为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εit为残差项。本文在实证研究中选用的控制变量有：经济发展程度（GDP），预期系数为正;贸易依存度（Trade），预期其系数为负;第三产业工资收入占比（Salary），预期为负。
　　从计量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较为显著且遵循原假设。基于模型假设分别对全国、城镇、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与前文中理论模型预期的结果一致，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0000元，全国、城镇、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降低42.6%、26.8%和75.3%。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居民，说明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能更好地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所需关注的问题。
　　在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贸易依存度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为负，与预期相符。第三产业人均劳动报酬比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为负，并且相关系数的值与变量系数值的差距不大，可以得出第三产业人均工资收入比例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但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持续增高，解决居民消费率较低的问题要将目光转向第一、第二产业。大量第一、第二产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行业，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相关产品，大部分也都属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生产的产品。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仍占较多数，因此提高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是将消费人群收入水平总体提高的关键举措。提高勞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将更好的解决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提高第一二产业人均工资收入，从而广泛拉动内需，缩小三产业间从业人员消费水平差距，才能提高居民平均消费率。如表1所示。
　　实证结果较好地反映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2013年至2019年期间，当居民收入每上升10000元时，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随之降低，分别为42.6%、26.8%和75.3%，城镇居民收入提升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中更应重视农村居民的消费动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仅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借助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收入弹性较大的优势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在城乡居民平均收入与平均消费率双向配合提升中提高全国平均消费率，从而拉动内需，加快新常态经济转变进程。
　　结束语：
　　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以来，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要比城镇居民更为明显，城乡收入比过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过低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出现较大变化，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弱化，出口、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度降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导致产能过剩、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凸显。因此，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要以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前提，以收入拉动消费，以消费拉动内需，以内需带动经济，减小对外贸的依赖，增强经济发展内动力，实现经济的内循环可持续发展。经济新常态加快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快速流入城市，城市农村居民的消费率贡献比重将会不断升高。我国需合理安排人口城镇化进程，解决人口流动就业问题，完善就业保障，提高＂新市民＂消费倾向与消费结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与相应的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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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翀宇（1996-），男，汉族，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周艳玲（1966-），女，汉族，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