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帽时刻

　　1979年4月19日,是令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一天。
　　上午9点多钟,我正在生产队的一块坑田里莳早稻,11岁的儿子突然跑到我面前。这里离家将近两公里,沿着山脚崎岖的小路,还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儿子的到来,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由得一沉,正要问他时,儿子却涨红着脸,汗流浃背,气喘嘘嘘地对我说:＂爸,快、快去看,摘帽了。＂
　　儿子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我怔怔地望着他,忙问道:＂你说什么,摘什么帽?＂
　　儿子平静了一些,但说的话仍然是语无伦次:＂摘帽了,在大队.大红纸写着,爷爷、奶奶、妈妈都去了,摘帽了。＂
　　我还是不明白,心里有点急,问的声音也大了些:＂你说清楚点,摘什么帽?＂
　　＂地主、地主,我们不是地主了。＂儿子说到这里,好像千年的苦水从心中倾泄而出,禁不住呜咽、抽泣了起来,泪水汩汩地往下流。
　　我终于明白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并着两步爬上田塍,把儿子抱起,紧紧地揽在怀里。往事历历在目,更是不堪回首啊。顿时,酸楚、委曲、激动的老泪像泉水一样涌来。我默默无语,脸贴着儿子的脸,俩人的泪水交汇在一起,无声地流淌着、冲刷着、浸泡着。
　　几分钟后,队长也来了。他一改往日冷若冰霜的脸,冲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说:＂老邱,今天上午放你半天假,去大队看一下吧。＂
　　我站在队长面前,习惯性地低着头,唯唯喏喏,不敢多看他一眼。
　　＂快去啊!＂队长走开30多米,发现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大声提醒我。
　　大队办公的房屋破破烂烂,在一面风吹雨打写满沧桑的泥墙上,贴着七张红纸,上面写着全大队＂四类分子＂的名单,共有217人。
　　我到来的时候,那块七八十平方米的沙石坪上,已有100多个＂四类分子＂。在这些人中,有白发苍苍的,有呀呀学语的,有疾病缠身的…… 然而,我发现,每一位＂四类分子＂看了自己的名字后,不论是拖儿带女,还是扶老携幼的都会情不自禁地向红榜跪下,虔诚地嗑头,拜上几拜,久久才起身,此情此景真是感天动地。随后,便同先来的一一打着招呼。他们眼噙泪水,无拘无束,旁若无人,有说有笑或相拥而泣,这情形像庆祝什么节日、像久别的亲朋好友团聚一样,个个昂首挺胸,精神焕发,喜气洋洋,与过去判若两人。
　　我也毫不犹豫地跪拜了,这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同过去的跪有着本质的区别,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在那里跪拜,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跪拜。跪,是我们山里人最高的一种礼仪,千百年来,只知道跪天、跪地、跪祖宗、跪父母。今天的跪,也许是同苦难的过去告别,也许是向谁感恩,也许是祈祷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