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平: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恼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取巧,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哪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问,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硬唱凯歌,其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3月11日 注: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