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生活 - 生活常识大全

审视年秋拍


  冷了
  尽管2013年是个暖冬,拍卖市场的冬天却真的来了。
  参加预展和举牌的人骤减已是事实。随着反腐倡廉的举措逐步深入,文物艺术品的利益输送和礼品化功能正在走向衰弱。在未来的肃贪风暴中,文物艺术品市场会更加健康平实。
  依然有人在说市场繁荣,拍卖行业绩高企,当然,今天的拍卖行需要有的就可以有,反正迄今没有人去查税和查帐,只是,古玩城外车来车往、取货送礼的景象变得冷冷清清,就像高档白酒一样,酒还在,人已去。
  这一切归功于新一届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力度和决心。可以推测,这个市场还要继续冷下去。
  早年的溺宠让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过度的放纵,当市场用自身的发展规律矫正时,成长了二十年的市场变得有多残酷。二十周年成了规范的开始,著名拍卖行在春秋两季大拍上咬牙拼业绩,小拍和"非著名"拍卖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市场真的要"拐"了。
  2012年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具备文物艺术品拍卖经营资质的企业355家,其中,新增的46家集中在京、沪两地;但只有136家盈利,整个行业盈利38.3%,这还是自己报备的,到底盈利比率是多少,盈利额是多少,恐怕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也没有人想知道真正的数字。
  机会
  世间有很多机会眷顾我们,笔者以前就提出了大陆收藏家应该收藏投资西方绘画艺术品,没想到直至2013年11月5日,才有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拍场上以2816.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2亿元元)购得毕加索《克劳德和帕洛玛》(又名《两个小孩》)。这只是他们未来购买更多西方绘画艺术品的开始。万达集团海外收藏投资西方绘画艺术品,大方向正确,但以1.72亿元购藏投资毕加索作品,似乎已经太晚了。
  当年的文交会、艺术品投资基金和艺术品投资信托,则是让很多人的财富得到了瘦身的机会。文交所、艺术品投资基金对文化艺术来说就是一剂烈性毒药,还没火,就以散伙、跑路、套牢告终。
  2013年12月,海南工商联副主席沈桂林疑非法集资事件,直接影响到了北京某画廊,波及了上海画廊和基金会,更牵动着整个艺术品行业敏感的神经。这一事件引起了我们对画廊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更多思考。
  这是一个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世界。当经营文物艺术品的画廊业、文交会、艺术品投资基金领域为生存发愁思考时,各路电商大佬们相继试水艺术品线上拍卖。
  电商为促销策划的双"十一"购物节一年高过一年的交易额,吸引着电商扩展领域,如苏宁易购推出艺术品拍卖频道,国美在线推广"国之美"销售书法和国画作品。虽然还存在鉴定、订单虚拟、运输物流等诸多问题,但家电连锁巨头涉足艺术品领域,充分说明了艺术品线上市场的诱人魅力和国内拍卖行面临的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远不止此,监管部门放松了外国拍卖行进人中国市场的规定,苏富比2012年与北京歌华公司合作经营一家拍卖企业,而佳士得2013年在上海设立独家拍卖行并举办拍卖活动,汇集了42件拍品,涵盖亚洲当代艺术、欧洲印象派及现代艺术、珠宝名表、珍稀名酿等多个类别,私人洽购和拍卖成交额1.54亿元。媒体报道,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女士是这样形容西方拍卖公司的到来:"就像是在池塘里放进一条鳄鱼,这会让池子里的鱼游得更快。"对于文物艺术品市场来说,鳄鱼可不是远方的朋友。如果池塘中都是鳄鱼,它们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鱼肉其他弱势群体;如果大陆拍卖公司仅仅是小鱼和虾米,就会成为鳄鱼的口中美餐。我想,它们会明争暗斗,和平共处,一起分食蛋糕的。
  今后的市场中,假拍、拍假、迟付、拒付、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等种种弊端,会依然固我。
  2013年5月20日北京市文化局批复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成为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雅昌艺术网成立鉴证备案中心,推出"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2013年11月6日,商务部"典当拍卖租赁"专题新闻发布会透露,商务部会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雅昌艺术网等单位正在研究开展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指数编制工作,成熟后拟尽快发布。
  这表明经过20多年发展,艺术品拍卖已成为文化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称,拍卖指数的研发体现了政府对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视,也预示着政府将加大力度规范艺术品交易市场。只是,世界乃至中国哪个行业是靠研发某种指数来管理和发展的?其实,市场的好与坏,靠的不是指数,而是没有干扰的阳光管理。如果仍然纵容不正当的利益关联,任何花样翻新的管理只是重新分配利益的借口而已!
  尽管机会很多,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会向哪里走呢?
  真伪梦
  2013年9月19日中秋之夜,中国大陆收藏投资者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竞得苏轼《功甫帖》,并辗转入关上海,计划在刘益谦私人的龙美术馆(西岸馆)与公众见面。
  有媒体称如此爱国之举,《功甫帖》入境应减免关税,热心读者也打来电话,呼吁《文物天地》月刊力挺刘益谦先生的爱国行为。
  没想到的是,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透露:经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人对《功甫帖》的鉴定与考证,认为其是晚清时期的"双钩摹本"。这消息瞬间掀起一场持续至今,涉及海内外艺术品拍卖界的争议。收藏家刘益谦、苏富比拍卖行、上海博物馆及相关人士纷纷卷入。
  这正是:中秋月圆,举酒"谨迎奉功甫"把家还,无奈高处不胜寒。问君能有几多愁,5065万不能留?
  《功甫帖》的真伪之争,让人们看到了古代书画拍卖存在不确定因素,这势必将对古代书画收藏投资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古代书画就是拍卖市场中的"稀缺资源"。虽然行情起起落落,但古代书画的价格持续保持着上升的状态,特别是流传有序且经过权威著录的作品。有的拍卖公司有意把一件古代书画在春拍成交,拿到秋拍做出明显的涨幅,吸引着新藏家的入场。
  书画鉴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又夹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任何结论都可能被新的结果推翻和替代,《功甫帖》真伪结论的此一时、彼一时,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有人抬出前贤为据,笔者以为,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不可更改的前贤定论,只有对错,学者应恪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底线。何况,一旦沾上了功利,贤就变成人见人烦的"嫌"了。
  这场争论可以写本精彩的长篇小说了。当然,这还是一次机会,它让任何人都有了不请自来的机会,围观评论一番,只有不进行人身攻击,就可以亮一亮自己的本事,至少搏个口彩。它让笔者想起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所进行的一项持续六个月的调查发现,很多交易——近年来为艺术市场贡献了三分之一拍卖收入的交易——事实上并不存在。"
  拍卖不仅仅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更是一个政治力量博弈的战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继"用管乐吹垮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企图之后,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在刊出指责"中国艺术品市场乱象,称赝品以假乱真,拍后拒付现象严重"的《真假难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谁在忽悠谁?》文章后,居然也关心起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来。
  2013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中文版在网上疯传。作者带着厚厚的有色眼镜来评论保利拍卖公司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似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问题是保利拍卖公司引起的,而保利拍卖公司的问题又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症结。
  节录如下:"八年前,在中国的个人收入迅速增长之际,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已经扩展到了剧院、跑车、房地产乃至电视情景喜剧等领域,其旗下新成员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很快便和其他部门一样,进驻保利集团位于北京的这栋宏伟的现代派沙色办公楼。在这里,顾客可以在3层购买画作,也可以在27层购买导弹系统。
  保利拍卖公司虽然成立不久,但已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三大拍卖行,仅居于佳士得(christies)和苏富比(Sothebys)之后。公司2012年公布的收入总计近10亿美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在它的拍卖大厅里,数千名新兴消费者跃跃欲试,他们急切地想购得一件能展现本国的文化历史的藏品,或是在最近的艺术品市场繁荣大潮中投资获益。
  然而,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虽然依旧繁荣——该市场去年的销售额高达140亿美元,中国由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但却充斥着诈骗、赝品和拖欠拍卖款的行为。一些专家表示,这些因素正在削弱消费者信心。
  因为担心买家逃离中国市场.政府部门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正在推行一些整顿措施,其中包括要求拍卖公司上报拍卖失败的金额,并对专家进行培训,让他们能更好的甄别出赝品。有国企背景且收入占全国拍卖收入11%的保利拍卖公司似乎是引领整顿的理想对象。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非但不会助改革一臂之力,反而可能会成为改革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毕竟,除了政府持有的55%股份之外,保利拍卖公司还隶属于保利集团。所有这些影响力都会帮助保利拍卖公司免受逐渐强化的监管的影响。
  一项行业研究发现,去年,保利拍卖公司是买家不付款问题最严重的拍卖行之一,这也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存在的一个顽疾。如果拍卖公司都像保利这样并不总是通报这些失败的交易,那么它们公布的销售数据就会高于真实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顶尖拍卖行中,保利是收入最言过其实的公司之一。而且,不同于主要竞争对手,保利近些年不愿让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公布其销售额的全部细节。
  纽约的艺术品市场分析人士、中国艺术界问题专家把马斯·加尔布雷思(Thomas Galbraith)表示,对那些试图设立标准的人而言,保利的态度是个障碍。‘行业内部和政府的一些人想在这个市场引入监管,他说,‘而其他人却觉得一切正常。
  保利有自己的支持者,部分支持者甚至试图整顿艺术品市场的行业协会领导。保利拍卖公司的高管表示,前述研究和批评人士有失公允。保利拍卖公司执行董事赵旭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比对私营企业更严格。但不管怎样,保利虽然只是中国350多家拍卖行中的一员,但它的规模和影响力意味着,如果没有它的参与,任何旨在解决不规范问题的实质性努力都无法成功。
  几年后,当保利进入拍卖市场时,高端中国艺术品销售基本上被在香港运营的外国拍卖行和历史更久的私营公司中国嘉德垄断。但中国的市场正在快速扩张——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拍卖销售额翻了一番多——保利集团意识到这个机遇,请来了艺术品经销商赵旭出任新成立的拍卖公司的执行董事。
  2007年,发展迅猛的保利在销售额方面已与嘉德不相上下。专家称,保利雄厚的资本意味着它可以给委托人提供预付金,而它广阔的社交网络也有助于把中国的新贵阶层吸引到公司的拍卖现场采。
  许多人都认为,保利的迅速发展要归功于赵旭做生意时充满活力而又富有个性的方式。与赵旭相识的人说,他在保利总部旁开了一家私人会所,在这里邀请重要收藏者喝酒吃饭,虽然赵旭说这种会面完全属于社交活动。有一次,他还裹着浴巾,追着一名没有付款的客户来到了桑拿房。
  公司记录显示,赵旭本人持有保利拍卖公司18%的股份,其他私人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在27%左右。
  保利集团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与其他112家大型国企一样。但是,连专门研究这些企业运作方式的专家都不清楚,保利作为一个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公司内部如何分配权力、其管理者该对谁负责,以及它的收益和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
  赵旭表示,虽然公司有着大量的国有股份,但他感觉保利相当独立。他还开了两家私人公司,一个画廊和一个拍卖网站。‘为保利工作,他说,‘就是为我自己工作。
  北京一家画廊的所有者、曾为保利提供咨询服务的马芝安(MegMaggio)说,赵旭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她说:‘在赵旭的强力管理下,保利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嘉德花20年才完成的事。
  拍卖行显然希望买家能付钱。但是,当买家拒付时——这里经常发生此类情况,原因包括买家担心自己买到的是赝品等等——把违约当做成功交易来掩盖问题,是有利于拍卖行的。专家说,此外,夸大收益还能哄抬价格,使艺术市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繁荣。
  过去两年里,保利拒绝让拍卖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尚未支付完成的单件作品的信息。另外,拍卖行业协会经过研究最终发现,保利所面临的拒付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例如,行业协会2012年发现,因为拒付问题,保利所上报的单价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中只有34%于次年5月底前完成。
  保利表示,公司认为有着良好信誉的客户可获得更灵活的付款期限。除此以外,该公司称自己在其他方面尽到了拍卖行业协会改革计划所赋予的责任。协会对这一表态也并无异议。
  分析师加尔布雷思今年春季在协会的大会上进行了演讲,会议的主题之一即是市场的相关问题。他说,代表保利出席的只是一名低层管理人员,而且没待多久。‘这是中国拍卖行业最重要的会议,他说。‘保利的不知什么人只在酒会上露了个脸,然后就走了,而房间里满是其他拍卖行的首席执行官。根据分析国际市场的研究公司艺术经济(Arts Economics)的数据,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约70%由拍卖行经手,相比之下,美国为50%左右。在中西环境中均工作过的人士表示,中国那些最大的拍卖行会在客户身上花大量的心血,其程度超过了西方同行。为了满足中国人对尊重与关注的渴求,拍卖行专家可能需要陪同重要卖家参加展览,或者提供体育赛事的门票,乃至当延迟付款的常见状况出现时,不要急于去追讨。中国艺术市场的诸多问题源于其经济上的不成熟。竞拍文化仍属新鲜事物,新近富裕起来的买家经验不足,拍卖行也是在摸索中前行。因此,保利和嘉德等中国大拍卖行的风格必然与西方同行有明显区别。
  在人员规模上,这两家均比保利大不少。比起保利拍卖行的260人,苏富比的全球员工人数是它的五倍以上。而且,它们诚信度较高,虽说并非毫无瑕疵,但在陷阱遍地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上,这也许是个竞争优势。
  不过,保利高管言语间对自己赢得竞争的能力颇为自信,目前正在专注于公司的扩张。去年,保利在西方拍卖行的重要市场香港举行首拍,并在纽约设立了办公室,以协助美国的藏品征集工作,而其开张派对的举办地就在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从保利集团计划让其文化业分公司近期在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StockExchange)上市这一点上,可以一窥集团的雄心。"
  面对充满了猜测的报道,北京保利拍卖迅速回应:
  "近期,纽约时报发表两篇文章,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付款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分别为2013年10月2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官网的《真假难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谁在忽悠谁?》及2013年12月1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官网的《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其中有关高额拍品结算等问题涉及到保利拍卖。针对报道所涉部分问题,我公司特作如下声明
  1.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近年来获得高速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从业者,我们承认仅仅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诸如部分买家拍卖后不结算、延迟交纳拍品款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愿与有关各方本着积极的态度,共同改进和完善,确保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并且,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上述问题正在逐渐改善中。
  2.受经济低迷、市场流动性趋紧等因素影响,保利拍卖高价拍品延迟结算问题在2011年底和2012年春较为突出。依据国际惯例,保利拍卖在征求部分委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同意部分拍品延迟付款,并针对每一拍品制定了具体的付款计划。经积极努力,截至目前,保利拍卖所有成交额8000万元以上的拍品均已实现全部付款交割完毕,仅有个别拍品有少量尾款尚未支付。
  3.报道中称保利拍卖2012年5月底前仅完成34%的成交额过千万的艺术品的交割。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拍卖公司.保利拍卖基于中国法律规定及国际惯例,依客户要求对重要拍品的结算信息予以保密,加之同意一些客户分期付款,报道所称数字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作为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普通会员,保利拍卖自加入协会以来,一直以会员身份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协会的工作,并愿在协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趣的是,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媒体上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一方面在市场中兴风作浪、浑水摸鱼。就在《纽约时报》刊发两文的间歇,由比利时的盖伊·尤伦斯男爵和米莉恩·尤伦斯男爵夫人收藏的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香港市场以1.8044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42亿元)成交。
  "最后的晚餐"
  2013年是蛇年,当代艺术这条怪蛇,真有了吞象之功。曾梵志《最后的晚餐》成功破亿。
  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构图和取材上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芬奇的同名作品,但这幅作品把原画上的所有宗教人物换上了戴着面具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成员,在桌前吃着猩红的西瓜。
  有媒体解释此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而原作中的犹大,则变成了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对曾梵志而言,这代表着新时代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离弃。艺术家曾表示:"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打领带无疑是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信号,而墙壁上带有中国书法笔调的挂画和桌上刺眼的红色西瓜则代表中国。
  曾梵志《最后的晚餐》说明了曾梵志,或是幕后推手团队的聪明,选择了敏感而又讨巧的主题,套上历史名作的外衣,借用达·芬奇的构图,让画作的题材、惊怵的气势,捕捉着观众的思想意识,扭曲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精神面貌,但市场把它推上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代表作品。可惜的是,有些主旋律的画家,没有拿起笔来创作正能量作品,只知论尺卖画,忘了一个画家的神圣责任,这是画家群体的悲哀。常此下去,今天市场中的盛宴,也许就是未来的"最后的晚餐"。
  曾经有人说过:"当代艺术家们通过市场、资本来争取自己的艺术工作的合法性,以致在一个由奇怪的平行现实——体制与体制之外——构成的中国,与官方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当代艺术在市场空间里获得了自由的发展。"这话说得多么直白,是市场给了他们又一个空间和机会,只不过这个机会的获得,需要付出代价,有的人为此,出卖了灵魂和尊严,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在市场上获得的所谓自由的艺术,仍然被政治所左右和利用,哪怕是那些号称只关心纯粹艺术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中国梦"会是什么呢?
  中国彩墨绘画革命的旗手宋涤认为:"绘画艺术弘扬的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真、善、美,她既有艺术性,也有阶级性。艺术性丰富了绘画形式,阶级性打造了生存基础,她起码要求一幅成功的绘画作品一要群众能看懂,二要群众能喜欢。这也是许多著名的中国古代绘画和西方绘画共同具备的特点,如果背离了这两点,哪怕市场价格再高,也失去了绘画艺术生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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