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集印的是随手写的一些小文章。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 实无集印之必要,最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让它随风而逝吧。 集名也并非代表整个集子, 更无什么大道理可言。只因既是集子,就如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总得有个名字, 以便称呼。因懒得另想新名,姑且从集内取一个简单易记的篇名塞责, 岂有它哉,如此则已。倘要问,答曰:我爱花。此虽答犹不答也。倘再问,那么,还可找到这样的"理由":今春,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开会, 号召大家切实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我想,要贯彻得切实,恐怕莫过于大家动笔吧。同时,报社的同志也欣然而来。斗室之内,促膝谈心。鲁迅先生当年有时怕编辑,每遇他们那"欲挤之状",辄具戒心,思乘机摆脱。而我的座上客既不像威风凛凛的大主考,命题作文,也不带任何框框,套上硬挤。他恳挚洒脱,从容自然,确是来聊天谈心呢。谁知于纵情畅聊中,乘机截住: "别忙,有意思, 写下来吧!"这我才恍然大悟:他原是"聊文章"来了。畅聊中,吐露着鲁迅先生的看法:"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 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 我们就散文畅聊下去了:它如地方风习、街头景色、往事回忆、感想述怀, 以及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总之,凡有助于培养读者爱国主义热情,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扩大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振奋人心等等,无往而不可。牡丹、芍药, 固富丽矣,然野草闲花,亦自见风情。文艺园地,应千红万紫, 而非一花独荣。最主要的是在于对事物的如何看法及如何写法,也就是所谓思想性和艺术性吧。凡心有所感,就可形之于文,这样, 文才能感人。当然,有时心有所感,形之于文, 而文却未必感人者, 固另有原因在。不过,要是自己对所写的尚无动于衷, 而想写出来感人者怕少有的了。这恐怕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吧。 那时恰值春意浓郁,春光醉人。举目凝视, 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个院子都罩了起来。一串串盛开的藤花,满吊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妩媚。白丁香、紫丁香, 以及红艳得朱唇似的西府海棠……都刚刚才御下盛妆,余香尚未尽消呢, 紫藤可迎上来了。我的座上客也不知不觉陶醉到良辰美景里了:"动笔吧!莫辜负这大好春光呵!" 就花谈花吧, 于是就开手写了 《花》。 从此, 时聊时写,时写时聊;聊聊写写, 写写聊聊。不知不觉就出现了集内后半部的一堆烂砖似的小文章。总之,这也许是百花齐放的精神的感召吧。虽然这些都远不是花。 多年来,每于执笔之前, 总想到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的教言。凡文章都忌八股气,散文尤然。它会把文章变成木乃伊。 "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 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 也是没有力量的。"诚哉斯言!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 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又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 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 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他觉得这是文艺的"自杀政策"。所以, 他再三主张: 内容的充实要同技巧并进。 《左传》说得有道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凡一种主张或理想, 通过令人百读不厌、百看不烦, 步步引人入胜,令人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 恐怕更能深入人心, 使人振奋, 令人一发而不可遏地奔赴共同的伟大目标。古人主张"潜移默化",也许就是这道理吧。古今中外的文艺大师, 除在文章内容上用工夫外, 没有不兼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的。世世代代,万人传诵的绝句, 除了它的含义都是久经考验的至理而外, 在表达上, 恐怕也都是艺术家呕尽心血, 匠心锤炼的结果吧。 有一位外国作家曾说: "我们的作品不是写给哑巴的。每句语法上的形式, 同时也是音乐上的句子。我们写作, 同时我们也想,也听。语调,这就是旋律。旋律不是诗的专有品。旋律,这是散文的基础。每个散文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不因袭的、音乐的调子。如果一个作家听不见他所写的, 那么, 读者也就听不见他所写的是什么了。读者只听到单调的、飞快的、打字机的嗒嗒声。" 时无古今,地无中外, 其理一也。中国不也有"掷地作金石声"吗?不但诗讲节奏,散文也该讲这些,讲音调的和谐。也应下字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令人听来悦耳,读来顺口, 不至佶屈聱牙, 闻之刺耳,给人以不快之感。如果写散文也能像贾岛作诗那样下工夫,那样"推敲",使它有声有色, 岂不更好吗? 如上云云, 虽不能至, 但是心向往之的。 1961年12月末。 (《花》,作家出版社, 1962年出版。) 赏析 曹靖华是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散文家。60年代初,正是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的时候。曹靖华却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突然发表了一大批回忆性散文。这些散文主要记录了他与鲁迅、瞿秋白等一系列文化名人的亲密交往、无间友谊以及当时共同形成的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文学氛围。其中,与鲁迅有关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与瞿秋白相关的《罗汉岭前吊秋白》、怀念前苏联作家的《凭吊"新处女"》等篇目都成为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散文精品。他的述说情真意切,对前辈与老朋友的缅怀、敬佩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一反当时散文质本无文的诸种社论腔、公文新闻腔、八股腔的流弊,而以凝练简捷的语调,疏淡隽永的叙旧言情,平朴诚笃的人格光芒,如花的芬芳,让一代代人读后微醺。 曹靖华的散文成就正是以这几本以花命名的作品集来奠定的。但是,作者在自己的这篇小跋中的开头却没有提及自己的创作,反而说最好让它们随风而逝。对于集名,作者也淡淡地说无非是"如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总得有个名字,以便称呼。因懒得另想新名,姑且从集内取一个简单易记的篇名塞责, 岂有它哉,如此则已"。表面上似乎是作者在自谦,实际上这样做隐含了作者许多难言而又欲言的苦心。1961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开会,号召作家们切实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可是面对当时文坛积弊深重的庸俗化非文学化倾向,一花都不知怎样放,又何谈什么百花齐放?曹靖华虽然爱花心切,在"双百"方针提出前已身体力行,写了一些独抒性灵,迥异于时文的文章,但是其内心却是不无惶恐的;对于散文究竟应当怎样写,也充满了疑问。值此作品出版之时,曹靖华便抛开对一己之作作过多评说,也决然不谈十月怀"胎"的痛苦,而以一个老文艺工作者对散文百花徐徐绽放的美好憧憬,以《花》的出版为由头,展开对散文创作审美规范及创作原则的探讨,以期促成散文的真正繁荣。 从内容来看,本文堪称是一篇典范的思想性随笔,举凡散文的体裁、题材、主题、技巧、语言等,小跋都广泛涉及了。从形式上看,文章却了无这类文章易犯的板起面孔坐而论道的毛病,而是把论文当作散文来写。作者从与老友的畅聊中,重申了鲁迅的看法"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由此自然地引出自己的判断:牡丹、芍药,固富丽矣,然野草闲花,亦自见风情。文艺园地,应千红百紫,而非一花独荣。凡心有所感,就可形之于文,这样,文才能感人。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散文作为文学艺术,它从社会生活中摄取题材,理应与社会生活一样拥有广阔而又丰富多样的时间与空间内涵。它可以写大江东去、黄钟大吕,也可以表现花鸟虫鱼、小桥流水,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只要这些题材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进步,就可以将之栽种到文学的大观园里。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巧妙地借良辰美景来比兴, 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百花争艳,诗意盎然的大自然春光: "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个院子都罩了起来。一串串盛开的藤花,满吊枝头,迎风摇曳,婀娜妩媚。白丁香、紫丁香,以及红艳得朱唇似的西府海棠……都刚刚才御下盛妆,余香尚未尽消呢,紫藤可迎上来了。"文章以花起喻,以花作比,用色彩各异、风姿独展、余香互逐的白丁香、紫丁香、西府海棠、紫藤来隐喻散文写作的不同笔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匠心独运地将春花满园的自然之景与百花吐艳的文学之貌联系起来,以栩栩如生的情景画面暗示出,欲解放文体,必先解放身心、解放观念, 只要每个作家能够做到把真诚、个性、人格、思想、精神、感受、体验,潇洒地贯注在散文写作中,娉娉婷婷地各自绽放自我性灵之花,那散文的复兴与繁荣就指日可待了。这些画外之意、弦外之音被形象而又亲切地传达给读者后,作者才将笔墨归结到自己的散文集上,就花谈花,说出自己愿以一《花》引来万"花"开的良苦用心与写作缘由。这样,行文就寓论证的雄辩性、哲理性、说理性于舒展自如、散淡平和的景物描绘中,毫无生硬的说教味与道学气。 接下来,小跋又重点探讨了散文要摆脱八股文腔调,必须在艺术性上下功夫的问题。作者从艺术与载道工具、题材与技术、内容与技巧、美感与语言方面入手,指出散文在内容上,要"言之有文";在表达上,要"呕尽心血,匠心锤炼";在语言上,要讲究"每句语法上的形式,同时也是音乐上的句子"。这些认识是对杨朔"把散文当诗一样写"主张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把散文仅仅作为"文艺轻骑兵"观念的强有力反拨,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极大地推动了60年代初形成的散文"诗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论"同样是通过"谈"来表述的。文章忽而谈自己对毛泽东文学理论的内心体验,忽而援引鲁迅谈木刻艺术与艺术技巧的论断,忽而又议论古代文学的特点,忽而又征用外国作家的名言,时无古今,地无中外,笔随心转,跌宕生姿,处处体现出一个"随"字。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跋本身也是曹靖华散文理论的形象写照。 曹靖华曾经以"窃火者"的名称来评价鲁迅,高度赞扬他如普鲁米修斯一样,将世界文明之火窃来煮自己的"肉"。实际上,曹靖华又何尝不是一个"窃火者"。从苏俄文学的翻译,到散文的写作,再到现代散文观念的重构,他薪火相传,给求知似渴的几代读者送来涓涓不断的佳酿与琼浆。值此曹靖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重新品味《花》的清香与其《小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