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的外部因素

　　作家与作品之间往往有＂文如其人＂的想像，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歌，二者之间被认为有一定的关系。太严肃的人笔下说不出半个笑话，而没耐心的作者也很难把＂铁杵＂磨成＂绣花针＂。从这点看，作者跟作品间有种宿命，一篇文章出生之前，在主人的脑袋瓜里早已有了眉目，是美是丑各如其命，反正DNA作祟，谁生你，你就像谁吧？
　　但除了这种＂一人一把号＂的个别差异外，不同的作者也可能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形塑出某些与他人相似的共同风格。哪些外部因素呢？时代因素、阶级因素、家族乃至国族因素等等都是。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提到＂场所的悲哀＂一词，就有一点这种意思。＂场所的悲哀＂的意思是：你因为生在这个场所之中，而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无奈。譬如你刚好生长在二次大战时的日本，炮声轰隆中，你就是必须跟一堆年轻人一样上战场当炮灰，跟你脑子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毫不相干，管你左派右派还是野兽派，这种集体性的强迫中奖是免不掉，你的命运硬是无法从时代的牢笼中挣脱。
　　作家写作时也会碰到同样的状况。个别来看，每个作家固然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在个人语言的背后又往往有个时代的语言在影响着。有人形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的语言，是被文化大革命＂舔＂过的语言，多半去除不掉政治斗争的气味。的确，在那举国疯狂，人人亢奋地贴大字报互斗的年代，要说能从无所不在的政治语言中全身而退，恐怕是极为难得的异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苏童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米》等小说作品在文坛展露头角时，他抒情意味浓厚的文字特别受到重视的原因，那种文字的特异性很有意义，表示他有某种突围的能力，一种能不被时代绑架的超越能力。
　　当然，这种集体意识未必不好，它有时是对当时某种文学主张的集体认同。在大家都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主义，甚至一股势力，对其所处的时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遠一点的如民国初年的白话文运动，近一点的像台湾在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都内含了许多反映当时外部状态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文学的，许多都直接涉及社会中的各项政治经济议题。有人认为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看起来是文学论战，但实质上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不少手中握有一枝健笔的作家后来纷纷投入政治（王拓、杨青矗、廖莫白……），跟这种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究竟文学跟政治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这问题恐怕跟上帝存在一样难有科学性的答案。莫言好不容易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却因为没替还蹲在牢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多说几句，而引来中国海内外一群异议份子的强烈批判。莫言一副很无辜的模样希望文学回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但有人回呛：＂文学就是要不断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大家各有立场，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写作动机的差异。就像沙特谈论文学时提出的三个问题：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这三个写作的核心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当年鲁迅因为感觉到中国人心灵的麻木，慨然弃医从文，本质上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要想不沾政治也难。可是有人写作只是为了好玩，觉得一个一个故事接着写有趣极了，不为国家，不为民族，可以吗？当然可以。也有人把写作当做一种思考方法，透过写作过程整理自己平日所见所闻，这也是写作一个吸引人的侧面。
　　不管有没有碰到政治，写作时受到外部影响总是难以避免。即便对政治事件充耳不闻，也不去附和谁谁谁的文学主张，一个人每天总得看看电视或看看报，跟人讲话或什么的。这一来，作者的语言便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时代的影子，一些外部的习用语会悄悄进入作者的语言仓库中，跟个人风格的语言杂揉一块，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形成缤纷的文学语言世界。
　　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全然自由，这原因之一是，无法离群索居的人类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在血液中流动着社会的元素，无法凡事都自己决定，而文学语言正是这个现象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