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洽 刘蓉 【摘要】 权力寻租理论是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领域的重要延伸,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寻租行为,只要拥有权力,就很难遏制权力寻租的行为。因此权力寻租理论广泛地应用于反腐败、公共物品管理等方面。文章系统地研究了权力寻租理论的发生、发展和实质,梳理了国内外权力寻租的文献及在会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权力寻租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提供基础。 【关键词】 权力寻租;委托代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24-0058-03 一、权力寻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权力寻租理论的产生 "寻租"(rent-seeking)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寻租指掌握某种重要资源或重要特权的人从其他人手中获取收益的行为。租金概念的提出使经济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寻租理论现已成为融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 权力寻租理论是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源于1967年美国学者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发表的题为《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塔洛克在此用经济人假定来分析关税和垄断,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存在关税和垄断,企业经营者就会花费大量的资源来争取关税的减免和垄断利润,他们所耗费的资源构成了寻租成本,而且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算法,这个寻租成本应该等于生产者剩余,这就是"塔洛克方块"的由来。塔洛克的核心思想是,如果通过游说、行贿等非生产性寻租行为能够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那么企业就会花费大量资源致力于争取垄断地位、配额等受政府管制的稀缺资源的获取,从而抑制了正常的生产性投资。这种非生产性寻租的追逐直到这种寻租的收益与投资生产获得的收益相等时才会停止,即非生产性寻租收益与生产性寻利收益的平衡点。 塔洛克的寻租思想并没有立即引起关注,正式提出寻租(rent-seeking)这一学术概念的是安妮·克鲁格(Krueger)。他于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在该文中,克鲁格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战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干预引发了大量的寻租行为,并且这些寻租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浪费。由于克鲁格采用通用的学术语言和方法来分析寻租理论,寻租的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得以迅速应用于经济学的各个分支。 (二)寻租理论的发展 权力寻租理论由于顺应了国家普遍政府管制所带来的寻租盛行的时代背景,因此在经济学各个领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公共选择学派、新经济史、国际贸易学派和产权理论等方面。 公共选择学派主要将寻租理论用于分析政府对公共领域的决策、社会公众对公共领域的选择以及二者的关系上。该理论从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和企业寻求政府批准、保护和垄断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并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来界定寻租。认为政府对经济管制和自由竞争的干预会给部分企业带来垄断利润,这部分垄断利润就是租金,企业或某些利益集团为争取这种垄断利润而对政府进行的游说和贿赂等活动就是寻租。而政府制定各种制度来限制竞争并对经济进行各种干预的行為就是设租。因此,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的管制或将政府的管制限定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才是消除寻租活动、维护良好竞争秩序的根本。新经济史利用寻租理论对以前没有得到解释的历史事件或制度缺陷重新进行了解释,以深入研究寻租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贸易学派从贸易保护及关税优惠角度分析了租金的存在,利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租金的大小及租金的存在对整个社会福利和贫富差距的影响。 权力寻租理论为产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而产权理论也为权力寻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产权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用于交换的物品的有用特征不能完全界定,总会有一部分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任何一项权利也不能完全界定,总有一部分留在公共领域,而停留在公共领域的资源由于具有价值,就会引起人们的争夺,这就产生了寻租,公共领域越大,租金就会越多,寻租的现象就越严重。而公共领域的大小与产权的清晰程度密切相关,产权界定越不清晰,公共领域就会越大。而产权是否清晰主要取决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政府管制越多,产权就会越不清晰,公共领域就会越大,寻租就会盛行,进而导致市场失灵和产权的模糊。现实中的确存在政府管制经济的活动,尤其是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管制带来了租金,并促使人们为了获得租金而寻租。而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则是官僚集团为了获取私人收益而具有扩大公共领域的倾向,斯蒂格勒称之为"管制需求",进而导致社会不公和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寻租的存在导致财富在分配领域的收益率远远大于生产领域的收益率,导致资源流向寻租领域,而生产逐渐萎缩,这样就产生了低效率的社会制度。因此,产权是否明晰是生产效率提高和解决寻租问题的根本。 (三)寻租理论的实质 寻租理论实质是委托代理理论在制度层面的延伸。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为了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需要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督,而由于剩余索取权完全归委托人所有,代理人便不能完全分享自己创造的剩余收益,而自利的本能决定了代理人有动力通过"寻租活动"来弥补自己剩余索取权的缺失。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寻租行为,因此,委托代理关系是寻租产生的根源。在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续的生产关系中,不可能消除寻租活动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寻租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尽可能让委托代理合约能按双方约定的最优合约进行。 二、权力寻租理论国外文献梳理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租金的定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定义的租金是指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也是生产要素的最低市场报酬。马歇尔对租金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完善,认为租金还应包括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准租金的报酬。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1980)对租金做了更恰当的解释,即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超过其机会成本的剩余收益。寻租活动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社会浪费及社会剩余损失的行为。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所定义的租金仍然是供给缺乏弹性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超额收入,但供给缺乏弹性不是由市场自发导致的,而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和行政管制。也就是说租金是能够人为创造的,必然就会有寻租活动的产生。之后,学者开始关注限制寻租的对策。一般来说,限制寻租就是要限制政府的行为,塔洛克(1994)认为政治决策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政治租金",政府的决策过程内生于寻租活动。公共选择学派对民主政治中官僚、议员和选民的行为进行了研究,较恰当地概括了寻租是"以权谋私"的特征。开创了经济管理理论的George Joseph Stigler(1971)认为国家是利益集团寻租的最大源泉。Stanley Becker(1983)将博弈论引入寻租理论,展示了不同利益集团在寻租活动中的竞争性行为,为寻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外关于遏制寻租活动对策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North(1994)指出法律制度的规范及道德、文化的提高能够有效遏制寻租活动。Jean Laffont(1993)和Jean Tirole(1993)构建了一般性激励框架,认为组织中的串谋寻租是造成激励机制扭曲及组织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由于寻租活动浪费资源并降低社会福利,寻租理论的最重要政策选择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的寻租活动。 很多权力寻租行为都与会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多学者将寻租理论应用到会计领域。Watts,Zimmerman(1986)依据管理报酬契约假说,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容易受企业和企业经理人利益的影响,当通货膨胀时,管理层会萌生寻租思想、采取寻租行为,企业更愿意选择后进先出法来减少税收,在财务报告披露中根据企业需要存在"利润低估"和"利润高估"等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更改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方法来修改会计信息,以达到操纵会计利润的目的。 三、权力寻租理论国内文献梳理 由于我国制度的不完善为租金提供了土壤,早期的学者对寻租产生的制度根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并扭曲市场的行为是租金盛行的根源,因此,倡导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政府逐步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政府管制的范围,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李英(2000)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我国权力寻租的制度根源,认为权力寻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渐进式的改革中制度设计的缺陷,只有建立权、责、利相互制衡的关系,实现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的分离,消除政府的垄断才能彻底治理寻租问题。我国制度的缺陷导致租金的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万安培在1996—1998 年连续对我国租金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研究,胡鞍钢(2001)的研究表明税收流失、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投资是我国租金的主要类型。 随着对寻租理论的应用,寻租与腐败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自20世纪80年代用寻租理论解释社会不公和腐败问题成为该理论发展的主流,也成为我国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化改革過程中解释腐败现象的有力工具。寻租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批判提供了新的道德立场,认为腐败这种寻租行为是一种浪费资源的非效率行为。寻租理论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也使学者们认清了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对市场的扭曲,为租金提供了现实的土壤。雷平、王孝德(1999)分析了政府权力寻租的本质,认为寻租实质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他们提出通过制度创新来遏制权力寻租的危害。卢现祥(2000)在对西方的寻租理论系统地分析之后,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博弈理论应用于寻租理论,并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寻租问题治理提出了对策。李政军(2006)全面综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寻租理论的研究,认为寻租理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方法和观点。 王浣尘、贺卫(1999)和蔡宁(2006)认为政府创租有三种,即政府主动创租、被动创造和无意中创租。于健慧(2006)的研究表明利益的驱动、制度的漏洞和法律的不健全是寻租性腐败客观存在的条件。遏制寻租活动应从完善制度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着手。陈健(2008)实证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权力寻租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认为提高约束机制和预警机制是治理地方政府腐败的重要途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企业高管的寻租问题日益严重。杜玉鹏(2010)以我国2004至2006 年发生并购的 784 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并购及寻租行为的影响,认为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规模和频率正相关,权力越大的管理层,越可能为了寻租而推动并购,并获得了较高的报酬。企业家寻租往往也与当地的资源有一定的联系。陈艳莹、王二龙、程乘(2012)检验了资源禀赋与企业家寻租的关系,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与企业家寻租预期收益显著正相关,进而导致企业家才能从较低报酬率的生产部门转向较高回报率的寻租部门,导致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产生"资源诅咒现象",反而经济增长较低。张洽、袁天荣(2013)实证研究发现企业CEO具有为了获取私有收益而推动并购的动机,权力越大的CEO越可能推动规模较大的并购,并获取更高的私有收益。 权力寻租理论在会计领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我国学者于2000年开始将权力寻租理论应用于会计领域,认为会计寻租指资源不合理配置和财富的不公平转移,以及以会计数据为载体而获取额外收益的行为。李增泉(2001)认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或变更来平滑利润、降低税收或规避退市与摘牌的管制,甚至摆脱配股或增发等融资约束。 从法学角度可以将会计寻租行为分为违规性会计寻租和制度性会计寻租,违规性会计寻租指违反会计相关制度、法律、法规和准则的行为,如会计制度设计的缺陷,违规披露会计信息或会计舞弊,制度性会计寻租指制造和利用会计制度缺陷谋取利益。刘广生和肖好峰(2006)从我国经济制度缺陷和法律监管环境方面分析了我国会计寻租问题产生的原因。会计寻租的根本原因不是会计准则本身的缺陷,而是会计管制为租金攫取创造了机会。颜敏、张永国(2006)认为在经济人利益驱动下,会计寻租主要还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代理问题。阮梓坪、韩玉企(2008)认为会计行为包括会计准则制定、会计信息生产、会计信息分配、会计信息使用和会计信息监管,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会计寻租。 四、结论和建议 寻租理论由于顺应了普遍的政府管制所带来的寻租盛行的时代背景,因此在经济学各个领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用于交换的物品的有用特征不能完全界定,总会有一部分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停留在公共领域的资源由于具有价值,就会引起人们的争夺,这就产生了寻租,公共领域越大,租金就会越多,寻租的现象就越严重。尤其是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管制带来了租金,并促使人们为了获得租金而寻租。而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则是官僚集团为了获取私人收益而具有扩大公共领域的倾向,斯蒂格勒称之为"管制需求"进而导致社会不公和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寻租的存在导致财富在分配领域的收益率远远大于生产领域的收益率,导致资源流向寻租领域,而生产逐渐萎缩,这样就产生了低效率的社会制度。因此,产权是否明晰是生产效率提高和解决寻租问题的根本。权力寻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步较晚,但对解决经济现实问题,尤其是腐败和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纵观国内外对权力寻租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主要研究集中在为什么产生寻租现象,寻租的表现是什么,租金具有哪些特质,以及如何遏制寻租。 2.我国对寻租理论展开了较多的研究,但基本都集中在研究政府腐败问题,从制度层面剖析了政府设租、寻租到租金的泛滥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均体现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下现实问题的需求。 3.权力寻租与防腐败的集合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权力寻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紧密结合反腐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寻租问题上,而应该深入挖掘寻租的根本原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如何最小化寻租问题,也就是如何最小化公共物品的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1] 钱颖一.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10). [2] 陈艳莹,王二龙,程乘.寻租、企业家才能配置和资源诅咒: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2,(06). [3] 張洽,袁天荣.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