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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哥


  张二哥,是我插队时的好友。
  我是"老三届"的"知青",我家所在的小镇工农杂居,我们家是城镇户口。当时学生不让念书,只有一条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我在初中混了三年,就在离我家最近的生产队插了队。我家和二哥家本来是世交,我来到生产队后,很快与二哥成了好朋友。
  二哥中等身材,一双像鹰一样的黄眼珠透着机敏,高高的鼻子,要是扮演美国兵绝不用化妆,因此他有一绰号叫"张大鼻子"。一张常年风吹日晒成黧黑的脸,经常让酒染得紫红。只是二哥自小吃林中的控山水长大,得了当时东北山区普遍流行的大骨节病,走路一瘸一拐的,手指短粗,关节膨大。
  别看二哥走路一瘸一拐,可翻山越岭,一般人还真撵不上,因此,他还有一绰号叫"神瘸张"。更别看二哥的手指又短又粗,那可是一双远近闻名的巧手,诸如扒炕、苫房、杀猪、宰羊、做豆腐这些农村中的细活、巧活,他样样干得来。至于扶犁、赶车、扬场、簸簸箕更是样样精通,是个典型的庄稼把式。二哥还是个热心肠,无论谁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二哥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辞。
  二哥还娶了一个能干的媳妇。二嫂是山东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遇上灾荒,同家人逃荒来到这里,经人介绍和二哥结了婚。二嫂长得白白净净,身材矮胖,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圆圆的眼睛虽然不大却十分精神,自来发黄的头发扎成粗粗的两根短辫,未曾说话先要笑,笑起来嘎嘎脆。美中不足的是,二嫂尽生丫头不生小子,一连生了四个丫头(那时候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本想已经够一桌了,这回该生儿子了,可谁想这回二嫂一努力,竞一胎又生了俩丫头。按说,这是挺上火的事,但二嫂却一点儿也不上火,听母亲说,二嫂刚生下孩子,就一口气吃了三十个鸡蛋,又喝了一水瓢小米粥。奶水充足得两个孩子都吃不完,还一个劲地顺着奶头往外流。
  二哥更没上火,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给二嫂煮鸡蛋、熬小米粥,笑哈哈地对前来下奶的人说:"一个姑娘一缸酒,我现在有六个姑娘,我有喝不完的酒喽!"
  二哥最爱喝酒,可那年头人们生活清苦,像张二哥家孩子又多,在生产队里一年到头见不着几个钱,想天天喝酒是办不到的。但由于经常有人请二哥去扒炕或苫房,特别一到杀年猪的时候,大家都排着号去请二哥,因此他平日喝酒的机会就比别人多。我很喜欢二哥的为人,于是就隔三差五的,揣着一瓶酒到二哥家去和他一起喝酒闲聊。
  那时,下酒菜是不太讲究的,扒个白菜心儿、切点罗卜块,再加上几棵大葱、一碟大酱就是很好的下酒菜了。二嫂做的大酱是我们这一片儿最好吃的,我也最爱吃二嫂做的大酱。二哥是生产队的豆腐倌儿,他把豆腐皮儿都珍藏起来,自己从来舍不得吃。我来时,二嫂时常切上一盘,拌上点白菜丝,越嚼越香,好吃极了。
  有一次,二哥家养的一只正下蛋的大母鹅,被车轧死了,二哥喊我去吃肉,我到供销社装了二斤酒,又买了半斤糖块,乐颠颠地去了。离二哥家好远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二嫂把一盆香喷喷的鹅肉端到我和二哥面前,她和孩子们却谁也不吃,我以为二嫂为正下蛋的鹅心疼,不忍心吃,就夹起鹅肉给孩子们,可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二嫂忙说:"你快吃吧,我们家都不吃鹅子肉,要不是听说你爱吃,我早就把它扔了。"我这才相信:原来这么好吃的东西,也有人不吃。我掏出糖分给孩子们后,就大吃起来。二哥也拿起一块试着吃,从那以后,二哥就开始吃鹅肉了。二嫂见我吃的香,又说:"恁爱吃,明儿二嫂再给你剁一只。"我连忙摆手说:"可别,可别!"可别小看那几只鸡、鸭、鹅,当时庄稼院儿全指望卖几个鸡、鸭、鹅蛋,去换回针头线脑、火柴咸盐呢。
  在那个总也见不到荤腥的年月,一顿大鹅肉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我还对炖大鹅情有独钟。可就是总吃不出当年那个香味,又一想——可也是啊——这一,人已经不像当年那么熬困;这二,谁又能把正下蛋的大鹅炖来吃呢。不是正下蛋的大鹅,是绝炖不出那种香味来的。
  不光我爱去二哥家喝酒,队里的年青人都爱去凑热闹。或春天在泡子里淘一桶蛤蚂、或夏天在大河中摸一筐河蚌,都愿意抬到二哥家,让二嫂炖来,大家一起饮酒狂欢。二哥二嫂家,给我们原本贫乏孤寂的插队生活,平添了许多色彩和乐趣。
  如今,吃腻了一样又一样的佳肴,可就是忘不了二哥的豆腐皮儿、二嫂的大酱和二嫂锅里炖的那飘着浓浓香气的大鹅肉。而我和张二哥之间的友情,又犹如一坛陈年的美酒,越是岁月久远,越是绵甜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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