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下的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在当代，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环境；发展
　　一 、环境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所谓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质量恶化或生态系统失调，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或灾害。它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的不当活动造成的，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无视人的受动性而对能动性滥加发挥酿成的苦果。当工业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恩格斯就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不仅肯定了大自然的胜利，又提醒人们要爱护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现当代环境被破坏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往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是局部的、小范围的、暂时的，而现当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带有久远性，因而影响范围更广。
　　二 、 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是依赖自然界而生存的，人不仅按照外在尺度进行生产劳动，并且人还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正是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世界。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也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由此来看，环境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和传统习惯，有时甚至把环境与发展对立起来。具体表现为：第一，认为发展是硬任务，环境保护是软指标，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待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先污染、后治理。国外许多沉痛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此路是行不通的。第二，过分强调环境保护，而且就环境而论环境，为了保护环境，拒绝和排斥经济发展，其典型代表就是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零增长理论＂。这两种观点都是把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前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观；后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成是孤立、僵死的，而人被赋予无上的崇高性，人被讴歌，人性被赞扬、被张扬，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所谓＂人＂或＂人性＂，无非是人的欲望、人的需求，人是自然的主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只看到自然的系统性、先在性、自组织性等，而忽视属人自然的对象性、实践性与社会性。显然这两种自然观都有其局限性。环境与发展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一方面，发展必须以特定的环境因素作为物质依托，任何发展行为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另一方面，保护和改善环境也需要物质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发展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否则，环境保护也不会有所作为。
　　三 、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不能离开自然，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所以，首先，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正确地认识自然。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次，在社会文化中建构环境伦理。关爱环境本身就是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关爱后代、关爱全人类，它体现了现代人的基本责任。对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侵犯他人和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不论是过度地消费资源，还是随意地污染环境，都是违背伦理的。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加强环境伦理的建设，尽快建立保护环境的責任体系。再次，塑造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与我国的环保要求存在相当差距。培养环保意识，就要树立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已成为干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总之，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平衡稳定的自然界，然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协调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使发展遇到了瓶颈，甚至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曹志清.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新探[J]. 学术论坛，2007（8）：1-4.
　　[2]韩立新.美国的环境伦理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其转型[J].中国哲学史，2006（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