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卡蒂纳博物馆贝尔青花瓷收藏下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
　　五峰山形笔搁（图二十六）
　　此件青花笔搁原属露伊丝·史东（Louise Hawley Stone）旧藏，1988年赠与贝尔先生。其器为五峰造型，通体饰卷草纹，底层以青花勾轮廓内填青料，绘缠枝如意灵芝纹，两面各一个圆形开光，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底以青料书＂大明正德年制＂双方框六字楷书款。此器造型稳健独特，充满伊斯兰风情，青花些微晕散且发色亮丽清晰、自然凝翠，纹饰布局严谨规矩，乃正德时期的典型艺术风格。笔搁，或称笔格、笔山、笔枕，到了清代还有笔床等，乃为架笔之文房用品，以防毛笔污损他物。笔搁的源流普遍认为已不可考，但翻阅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北宋文人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到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及南宋临安古玩市贾所编《百宝总珍集》中罗列的文房清玩种类，笔搁并不在其中。直到明代屠隆在《考槃馀事》一书的《文房器具笺》中首列＂笔格＂，因此大致可以推定笔搁应是在明代中晚期才出现的新文房。目前传世的明代山峰形笔搁，带纪年款的除了正德年以外，几乎都在嘉靖或万历年烧制，如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藏＂明嘉靖青花五峰笔山＂（图二十七）、原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万历青花五峰龙纹笔山＂（图二十八）、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五彩五峰龙纹笔山＂（图二十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青花三峰龙纹笔山＂（图三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及大英博物馆藏＂明万历五彩三峰龙纹笔山＂（图三十一）等。虽正德朝以前笔山几乎不见有传世，但传谢环绘于明正统二年（1437）的《杏园雅集图》可以清楚见到两只三峰形笔搁（图三十二），可知至少在正统年间，士大夫已将笔山纳入文房清玩的范畴。
　　贝尔伉俪珍藏的明正德阿拉伯文笔搁极为珍稀，正面开光内阿拉伯文字为alqalam aqbqlu（The pen iS before），背面开光内书min kul shayin（allelse），两面文字合并直译为＂笔在一切之前＂，带有歌颂士人与士大夫文化的寓意。类似藏品大维德基金会藏一例（图三十三），此外原法国卢芹斋C.T.Loo与美国普孟斐先生（Robert H.Blumenfield）旧藏一例（图三十四），1941年于纽约展出。在各大博物馆的藏品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三十五）与大英博物馆各藏一例（图三十六）等。此种带有波斯文或是阿拉伯文的瓷器，属于伊斯兰教之中国化的衍生艺术品，即俗称之＂中国穆斯林汉形制文物＂。关于波斯与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在学术界多年来一再被探讨，早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约翰-波普（John Pope）就取伊朗阿达比神庙（Ardebil Shrine Collection，Iran）中所藏元明瓷器做了综合性论述，而后巴松·葛雷（Basil Gray）、玛格丽特·曼德莉（Margaret Medley）、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台湾学者施静菲等都对此议题或有涉猎。中国著名考古学者马文宽先生更具体地指出，明代青花瓷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19种，而明代瓷器上所见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也有12种之多123]。2014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明朝改变中国的五十年＂特展中，策展人柯律格（Craig Clunas）也以此议题作了主题式展览，特意挑选与明朝瓷器器形相近的伊斯兰金属器皿并列展出（图三十七）。近期中国学者戴柔星则以《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中国瓷器的历史背景与概况》㈨为题译注了约翰·波普及三杉隆敏的论述。中国最早出现装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可上溯至唐代，扬州博物馆庋藏一件唐代长沙窑青绿釉背水壶（图三十八）或为目前已知最早带有伊斯兰色彩的中国陶瓷。随着历史演绎，东西贸易频繁，到了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波斯与阿拉伯文才更广泛地被运用为瓷器的装饰。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发现。永宣时期此类器物最著名的要属模仿伊斯兰铜鎏金器座造型的＂明永乐青花花卉阿拉伯文无挡尊＂，英国大英博物馆庋藏一例（图三十九），另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及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各藏一例。永宣时期之后迎来传统所谓的＂空白期＂，但此类瓷器仍不缺席，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山西博物院就各藏一件＂明天顺青花波斯文三足炉＂（图四十）。在瓷器上出现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虽不是正德官窑首创，但在该时期却突然大量生产，无论在器形种类、纹饰设计、书写文字取材方面都有革命性的发展，其原因多少与帝王的信仰哲學抑或穆斯林的中国化有关。关于此议题至今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稍后会作讨论。装饰波斯文与阿拉伯文的瓷器，在正德以降也有些许传世，如大维德基金会藏＂明万历青花斗彩开光伪阿拉伯文六出戟投壶式瓶＂（图四十一），类似藏品大维德基金会藏有另一件纯青花无彩料，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类似斗彩投壶式瓶一件，但遗憾的是颈部以上已被截去。笔者在此用＂伪阿拉伯文＂（pseudo-Arabic）来称此瓶的装饰，原因就在此瓶开光内所书的阿拉伯文并非真实的文字，而是模仿阿拉伯文书写的装饰性文字，以语言的角度来看并无实际意义。由于书写的是伪阿拉伯文，且烧制于正德朝之后，极有可能是仿正德时期之作，也间接证实了万历年代或许已无参与瓷器烧制的穆斯林官员。
　　伊斯兰文化由唐宋至明呈现着不断发展的趋势，来往贸易日渐昌隆，明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数取得更广泛的发展，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间，西方来穆斯林近70批，其中正统元年的一次来归就达1700余口。尽管正史上确实记录了移居中土的伊斯兰教徒，但正德时期大量产生的＂中国穆斯林汉形制文物＂到底原因为何仍是一个有待考究的议题。过往有学者支持此类器物乃作为出口伊斯兰世界之用，也有一派主张是为了任命于朝廷的穆斯林宦官（Muslim Eunuch）所订制，或正德御窑厂乃由穆斯林宦官所主导的看法。另外也有支持明武宗朱厚照本身就是穆斯林，此类瓷器乃圣谕命御窑烧制，皆为宫廷用瓷器。明14-17世纪出口大量瓷器到受波斯及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西亚与东南亚国家，如伊朗阿达比神庙（Ardebil Shrine Collection）中可见许多在中国烧制的带有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瓷器。加拿大多伦多阿迦可汗博物馆（Aga Khan Museum，Toronto）藏有一件＂明永乐甜白釉阿拉伯文僧帽壶＂，在壶把处有莫卧儿帝国第五位君王沙迦罕王（Shah Jahan，1627-1658）署名的1643年矾红款，种种实例均可佐证明代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瓷器贸易的需求。尽管瓷器贸易为事实，但此类书写伊斯兰文字的瓷器是否真为出口市场而烧制，笔者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首先就文字内容而观，正德时期常以《可兰经》箴言、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阿拉和贵圣穆罕默德的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如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两只＂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图四十二），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一例。此器两侧有菱形外接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两面文字合并汉译为：＂真主阿拉会护佑其国土及后裔＂，底书正德年款。如此赞美伊斯兰教并同时为国家祈福的文字内容，大大增加了此类器物是正德皇帝在宫中御用瓷器而非贸易以及外交用瓷的可能性。除正德一朝，其他时期伊斯兰文字装饰的瓷器常常都无法解读，如上述明万历时期的＂伪阿拉伯文＂瓷器。而永宣时期的＂阿拉伯文无挡尊＂，虽然因有原伊斯兰铜鎏金器座上的文字可以对照，勉强能够臆测，但若尝试直接翻译瓷器上的文字，亦是无法解读，应是不擅阿拉伯文的绘瓷匠人直接模仿抄录。由这些传世器物的比较，间接证明了正德时期确实有穆斯林官员介入瓷器的烧造。再观器物种类，正德时期烧制的阿拉伯文瓷器，有很大的比例都属于中国文房清玩的范畴，如贝尔伉俪收藏的青花阿拉伯文笔山，或上述的青花七孔花插。其他文房如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插屏＂（图四十三）、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图四十四）及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图四十五）庋藏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砚台＂、常见带有伊斯兰文铜铸的＂炉瓶盒三事＂等。从以上传世的正德文房雅玩中可以看出，此类器物与宫廷用器造型基本相同，设计传统且具有中国特色。插屏、砚台、笔山这类文房四宝是典型衍生自书法文化的中国器物，需要熟悉中国文化才能够使用，对于并非以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的伊斯兰世界来说，可说是毫无用武之地，更加证实了带有伊斯兰文字的器物是为了明代宫廷所需而造。以往许多学者在探讨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时，多着重在三大方向：＂器形的模仿＂、＂纹饰的影响与融合＂、＂伊斯兰文字的装饰＂，但却少有人讨论此类别的瓷器与明中晚期文人社会价值观的关系。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中国瓷器历史渊远流长，但多为模仿伊斯兰日常或祭祀用器的器形，或是藉伊斯兰文字作为装饰，但到了正德一朝，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带到了文房用品，此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书法与文房四宝，是大中华文化极为重要的一环，且是明代士大夫自豪的生活艺术，若没有帝王的介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着实很难达到如此境界。虽然明武宗的宗教信仰如今仍是个谜团，但能确信的是如此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社会价值观，造就了瓷器艺术发展上辉煌的一页。正德时期传世的笔山除了贝尔伉俪所藏的类型，另一个较为常见的青花笔搁，其山峰造型取材自伊斯兰纹饰（图四十六），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例（图四十七）。另外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四十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图四十九）、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图五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图五十一）、英国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V&A;）（图五十二）等也有相同藏品。此笔山除了富饶趣味的伊斯兰风情造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开光内书写的阿拉伯文字内容。正面青花书khama（pen），背面则写dan（holder），中文直译就是＂笔架＂。在文房用品上标示如此白话的说明文字，不假修饰，且是在书法必须的基础用品笔山上作为纹饰的一部分，直指此器的功能，此举似乎大大地违反了明代士大夫的生活艺术美学。但若以给不懂汉文化的穆斯林官员使用的角度来看，如此刻意的说明就合情合理了。在这一只小小的文房用品上，我们便可见到明代文人宽大的心胸及兼容并蓄的社会价值观。
　　明隆庆青花诗文碗
　　上一段落笔者探讨了青花器上的伊斯兰文字，而此段落则回归陶瓷器上的诗赋及汉字文化。明朝迁就于时代背景，士大夫阶层的艺术文化蓬勃发展，笔墨文房的定义也从案头扩充到生活及饮食美学，此件器物就属于广义文房中的茶室用器。《长物志》中所列文房用品亦可见＂茶盏＂增录于斋馆轩室陈设别门。此＂明隆庆青花诗文碗＂原属英国里埃斯科R.F.A.Riesco旧藏，甚为稀世难得，就笔者多方爬梳数据显示，同款式目前传世仅有四件：除贝尔伉俪收藏一件外，另有一只庋藏于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九十五号房），一只庋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由美国传奇富豪Vincent Astor基金会赠），以及2015年4月7日香港苏富比曾售出一只（拍品编号3725）。除香港苏富比售出该件题诗有所不同外，其余三只在纹饰与题诗上基本雷同。
　　于陶瓷器上题诗作赋，在中国可说是由来已久，最早或可追溯到唐代长沙窑的茶酒用器。长沙窑，又称铜官窑，遗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诸湖一带。长沙窑开辟了用诗歌、警句、格言装饰瓷器的先河，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诗词民谚最多的古瓷。书写于长沙窑器上的诗赋，多不见于全唐诗，且用词白话，并非诘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内容。这些白话的民间诗歌最显著的共同点，即是多与该器物的直接或间接用途有关系。举唐代酒器瓜棱执壶为例，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多件诗词完整的瓷壶，上题五言绝句如＂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图五十三）、＂自入长信官，每对孤灯泣。闺门镇不开，梦从何出入＂（图五十四）、＂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图五十五）、＂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图五十六）等等。以上四首绝句描写了春酒春庆、孤寂伤感、相思无期、寒酸落魄等情境，无论身处何境，都是饮酒佳时，暗指了该瓜棱壶乃是酒器。唐以降，至元朝，瓷器上也有很多文字装饰，但多为记事而非抒已寄情，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即是现藏于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至正瓶（或称大维德瓶），上书＂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第子张文进喜合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图五十七）。以诗赋抒怀者虽不多亦是可见，如现庋藏于高安元青花博物館，出土于1980年11月29日江西第二电机厂基建工地元代瓷器窖藏的一只高足杯，其上题写＂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暗指了该高足杯的用途为酒器（图五十八）。到了清代，以诗文装饰瓷器更是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即是＂清乾隆三清诗茶碗＂[（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矾红彩一例（图五十九）；台北故宫博物院则藏矾红青花各一例（图六十、图六十一）]，此为乾隆皇帝专用饮啜三清茶的茶碗，外壁均书刻乾隆御制《三清茶》一首，全诗为：＂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辨鱼蟹，鼎烟迭声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据俭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块，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诗作内容直接连结了三清茶的烹煮配方、品尝秘诀、赏茶心得等，亦是一例题诗与器物作用直接相关的作品。
　　贝尔伉俪所藏＂明隆庆青花诗文碗＂（图六十二），外壁满饰诗文，碗心绘一农妇教子图，就其体量及造型而言，应是一只茶碗无疑。但相比清代三清诗茶碗，其题诗所诉内容竟与茶无明显关联，不禁难人寻味。再者明代以诗赋装饰瓷器本就极为少见，更彰显此碗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该碗腹题诗内容为宋代谢枋得的《蚕妇吟》，与英国大维德爵士所藏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文字内容相同。《蚕妇吟》全诗内容为：＂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描述了杜鹃鸟（子规）四更晨啼唤醒蚕妇检视桑叶，深怕桑叶不足影响蚕丝收成。同一刻夜深月明时，高楼欢宴之声却依然通透，歌女（玉人）们还未归来入睡。整首诗传达了一个辛辣且讽刺的对比情境，将蚕妇之辛苦与玉人之欢愉置于同一时间内，让读者感受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相比蚕妇的辛苦是为了农作蚕桑，玉人的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实为身不由已。全诗意境与明代中晚期政治环境相呼应，帝王无力治国，宦官乱政，朝纲紊乱动荡，士人失去一展治国雄图的机会，身不由己或郁郁不得志者大有人在。此首《蚕妇吟》或适当地表达了文人们的心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明代晚期文人在寄情山水，与壶友品茗论道时亦不忘一颗报国之心。
　　此碗采用宋代谢枋得的诗作也是别有用心。以诗赋造诣而言，谢枋得在南宋文学史上并无法名列前茅，但就风骨而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当朝士人，却是屈指可数。身处南宋末代，内忧外患交织，忧国忧民，直言进谏，却逢权奸贾似道当国，遭贬隐居，最后只能以诗赋寄意抒情，到南宋灭亡后也坚决不重新人仕途降元。谢枋得代表着充满无力感的知识分子，以及那无法力挽狂澜和椎心泣血的伤痛。虽处不同的时代，但明末士人对于谢枋得的境遇及背景有太多的即视感，选择《蚕妇吟》装饰茶盏也合情合理了。
　　＂明隆庆青花诗文碗＂目前已现世的四件之中，唯有苏富比2015年上拍的该只隆庆诗文碗（图六十三）上的题诗不同。该文出自于唐代诗人杨巨源的《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此七言绝句抒发了士人怀才不遇的心境速写，先以新春之际比拟壮志满腔的扶国之才，再以满是看花人来喻人才需及早培养与发掘。此诗与《蚕妇吟》相比可说是同工异曲，都描述了一个援朝卫国、甘洒热血的宏愿，却身不由已，任由时代洪流淹没自己的尊严与理想。
　　若宏观政治环境，此碗烧制的年代加上诗文内容，更让她披上浓厚的革命色彩。自永乐至天顺年间（1403-1464），明朝政权趋于稳固，而且上下图治，社会承平，加上先前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威吓，诗坛大兴恭顺平和、歌咏承平的＂台阁体＂及只言虚幻玄理的＂道学体＂，在诗赋艺术创作上处处受禁锢，迎来史上一波低靡。到了正德、嘉靖及隆庆年间，则是明朝国力由盛转衰的过渡，但相反却是明诗的鼎盛时期。＂茶陵派＂、＂前后七子＂先后对了无新意恭顺平和的台阁体提出反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后又有公安派＂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讲求时代原创，更奠定了此时期明诗的历史定位。在诗赋创作兴盛好比唐代的时期，明代却几乎不见陶瓷上有诗文装饰，此现象笔者认为或与文字狱有颇深的关联。与纸张相比，陶瓷似乎并非一种容易传播知识内容的媒介，但相对于纸张较易销毁，且创作时较有隐私，陶瓷创作过程牵连到的工作阶层更多，且烧造好后是一个不可逆的创作，诗文内容反而能接触到更广且阶层更复杂的读者。明代文字狱从太祖以来就不曾间断，对文人士子的政治迫害在嘉靖时期更是再度迎来一波高峰，常有规模之大牵连上百上千人受累。由于对文字狱的恐惧，明代陶瓷上的诗文创作或因此被加以局限。明朝历代文字狱的威吓到了穆宗初期稍见改善，士人好比乍见云破天青，迎来了著名的＂隆庆新政＂。明穆宗用人不疑、励精图治，政治环境相比嘉靖时期可说是内外稳定、地方割据势力锐减，经济发展迅速。文字狱方面，除了晚期的＂皇明通纪案＂外，案件也基本较少。整体而观，＂隆庆新政＂极可能是明代唯一的诗文茶碗在此时期烧造的主要原因。
　　四、小结
　　贝尔伉俪所藏的明清瓷器，除了笔者在本文所探讨的三件外，其余每一件器物也都值得深入研究，发掘其背后精彩的历史故事。诸如＂明宣德青花莲瓣纹莲子碗＂、＂清雍正仿成化青花梵文花鸟纹茶钟＂等，无论是其珍稀程度或历史意义，都值得成为一个独立的研讨项目。在卡蒂纳陶瓷博物馆中，与贝尔伉俪藏品并列展出的还有麦克唐纳伉俪珍藏日本瓷器（The William and Molly Anne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orcelain），此系列藏品中有许多是为出口贸易市场烧制，其中也包括深受中国明清瓷器影响的柿右卫门烧（Kakiemon）与伊万里烧（Imari）。同展间亦有许多当时欧洲模仿中国与日本瓷器的作品，与麦克唐纳藏瓷及贝尔藏瓷相映成趣。策展人的巧思让我们感受到全球化的瓷器贸易与不受国界局限的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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