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兼施 组织的增长是一个几何量级的增长。首先是团伙模式,野蛮生长时期,在50人以下,这是组织最有生命力的时期。组织要成长,必须要更多的人才能获得规模效益。50、100人之后,分工、沟通、协作的成本,就开始几何级数地复杂起来。一百人以下,最好用团队作战的方式,决策就拍脑袋,这时候拍脑袋的决定未必就比规章制度约束下精打细算出来的不科学。HR此时不需要做那些体系性的东西。100人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门槛,100人以下的组织要做得尽量的"软",不需要明确的岗位、薪酬,混沌运行;而100人以上的组织就要尽可能做得"硬",这些条条框框要做起来。 一个组织如果有100人以上,就需要有人专门做人力资源的工作了,要考虑岗位职责、分工协作、决策机制、授权、财务权限、考核体系、流程等等,就会复杂起来。100人到500人之间,分层协作的流程和授权体系的建立,就需要HR发挥真正的作用,梳理业务流程。业务流程就包括产品制造的过程和制造过程中的权责分工,比如制造行业,工厂经理下属领班、工段长,分别是什么责任,应该怎么管理、激励;销售跟工厂两端又应该怎么在激励的匹配上去解决差异问题。这个阶段HR不需要想太多,要专注在流程上,要帮助公司度过混沌无序期。 500人再往后,业务通常已经开始多元化了,有不同的业务线。1000以上到5000,通常都有事业部制了,HR需要在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母体之下,兼容并鼓励跟母体完全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淘宝创立之初,管理办法是另外一套体系。这时候要有一定的母体性的基础规范,文化架构、激励奖励、绩效管理、干部培养等框架,作为基础的运营规则和机构;但是要能容忍并且推动母体之上生出新的东西,不要用母体的东西去框限他。就像淘宝,我们给淘宝开了和阿里完全不同的股权方式,在淘宝工作的人,股權相当于阿里的十几倍。但不确定性和风险远大于阿里。再比如阿里影业,一个三、四百人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公司。我在阿里影业的时候,他们要做阿里集团干部考核的那一套东西。我说不能做,这个公司还没打过仗,连谁是干部都不知道,怎么做干部考核。5000人以上到10000、20000人,除非开始高度的跨界经营,否则就应该拆成更小的单元,小的事业部,允许在事业部里授权,允许和母体不一样。但是基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干部的基础标准,不能丢掉。 HR要做的,就两件事,怎么分配利益、怎么决定权力。组织小的时候不需要太多规范,大一点再去规范;再做大以后,反而又要拆小再来做。阿里做到很大的时候,我们把公司拆成35个事业部,就是为了回归到组织的最佳规模。今天讲互联网时代,无边界、无层级,其实优秀的组织往往在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规律中循环。在这个动态里,HR要根据不同的状况做不同的规划。这就是框架性和应用性之间要做的合理协调。 一切为了战略 从阿里的组织衍进图上可见,做HR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架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每一次变化都会把业务带入下一个阶段。为什么要有架构?就是为了战略得以保障,进而完成组织保障与人才保障。架构是解决策略落地和文化落地中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 架构调整了,没有人也不行。每年阿里会有几个重大的活动:第一是确定业务战略,马云带队,明确业务,比如电子商务、支付、物流等等。第二,业务完成以后,讨论组织战略,组织架构要怎么动,怎么切、合、并。我之前苦心经营了三五年的阿里学院,有三五百人,一下就给切了,因为在战略上找不到可以定位的地方。那么队形变了,我的责任也变了。组织调整过程中,HR跟财务、CHO跟CFO是两对最重要的角色。第三,人才战略。每年会有半个月左右时间的干部盘点,根据业务战略站好队,按照队形去打仗。所以,CHO是从这样的角度去促动企业的人事和发展的。 用人之长,限人之短 架构的调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追求完美。在互联网时代,对人才的求全责备,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信息迭代太快了,所以要不断试错,不存在规划。互联网在变化之下的人才策略,那就是敢于去试错。但前提是,用人之长,限人之短。 木桶原理说短板决定一个人走多远,其实不对。强大的人一定有强大的弱点,这个世界是平衡的,所以不要求全责备,要用他的长处,不一定要补他的短板。在今天,快速迭代试错的前提是,如果这个人在这个阶段是最能发挥他的价值,尽管他有很多让人担心,甚至不能容忍的问题,也得放他上去,然后用另外的制度体系去补足他不擅长的。 我在2005、2006年建立了人力资源的"政委体系",一个出发点就是补短板。阿里的人事变成了"政委","政委"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否决一个部门的业务决策和人事决策。另外一个方法,是拆小法。比如一个部门头的工作,找了一个人,看上去不行;那就把工作拆成两个,让两个人做。 组织架构的调整,可以看上去不完美,但是要实实在在地办事情,解决问题。HR要本着这样的理念:第一,扬长避短;二,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样,你就会带出一票人来。HR如果有机会,尽可能不要用那些条条框框。比如在阿里,晋升都是自己提的,不是领导提的。阿里鼓励所有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晋升,你就举手;如果你够格,你就晋升。这就是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 打破层级体系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人为主体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接受和表达的权力。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也是一样,85、90后需要自己做主,需要舞台。组织只需要把做主的权力交给他们,搭台让他们表演。我们的那些条条框框,已经过时了。我一直告诫60年代的人,别去考核80、90年代的人,他们会不屑。他们认为自己这个好,那个好,让他们自己考核自己就好了,觉得自己哪里好,说出来。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更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过去我们都是被分配、被要求、被考核的,现在,互联网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破了。新的时代,得换一个思路。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也有很大风险;但你不尝试,组织和人员就会僵化。 变革时代的到来,一定会对组织原来的层级结构、树状结构、金字塔结构有巨大影响。互联网其实解决了我做HR以来一直很苦恼的问题—怎么在解放人性的同时,又能够获取组织的利益?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这个工具让信息的流通不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而变成了无时差、无限制的。互联网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福音,可以让草根平民成为很牛的人。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80、90、00后,成长于这个年代。所以组织不需要再有层级,HR的职责就是搭一个生态和舞台。组织的形态要扁平化、自主化,因此,只有把结构拆得小一点,才能够控制风险。阿里的事业部下有很多小的自组织,聚划算就是阿里下面一个自组织一路做出来的。 在这个状况之下,传统的管理手段开始失去意义,打个不及格,没奖金他也无所谓。原来层级机构下,组织所赋予我们那一点点可怜的管理权力,都慢慢在失效。我们要做的只有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动起来。2008年左右,我在阿里造了一阵舆论,说想当总监、当副总裁的人,都是已经没有战斗力,自废武功的人。我就开始讲,那些资深研究员、专家是公司的标杆。造这个舆论就是为了解决层级的问题。我们有太多层级了,销售员、销售组长、销售经理、高级经理、销售副总、销售总监,从M1到M10,马云是M10,总监是M4。我把M3、M4这个层级尝试取消了一部分,把工资奖金、股票的预算向那些专业工程师倾斜。我们还有另外一套P6、P7、P8的专业路线,让想当官的人往这条线上走,给组织腾出空间,把层级减少一些。这是很辛苦的。 工业化时代固化的科层制架构,官僚、政治等等会加速组织的死亡,要全盘改变很难,但如果要让组织保持活力,一定要给这个硬性体系中加入软性因素,在原有体系下孵化新的机会。所以,基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生长的这一代人的特点,组织不是为了扁平而扁平,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如果层级体系在整个经济价值的创造链条中间没有额外的边际贡献,或者边际成本已经远远大于边际贡献,这样的层级就应该被取消。HR的架构调整,最终一定要达到效益最大化。 专业性、流动性、插拔性 再来看这个时代人才供给的外在趋势:一是小型化,注重单人人效;二是自由职业者、自组织增加。数据显示,有将近50%的人不选择就业。这是90后选择更加多元的体现,其实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的下一代不用为生计发愁而被迫选择工作。同时,优秀人才能够获取更多自主的机会和空间。组织给个体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力,这个组织就越文明。 未来人才的特点有三个:一是专业性,"单点突破",这个社会未来最有潜力的人才是专业化人才,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且,专业化的培养是未来人才培养的重要趋势。二是流动性,人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可能同时为几个雇主工作,不只为一家公司賣命;三是插拔性,基于一个行业的背景,人才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生态"。人才的专业化、流动化、插拔化,造成人才选、育、用、留的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只是依靠面试考核评价出来的,在行业中的口碑如何,也成为重要的考量依据。 所谓的上下级、雇佣制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要让组织适应这样的变化,就得先准备好内部的弹性。组织中个性化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激励、奖励就要因人而异,而不是用一个框架来套。传统的工业体制化的东西慢慢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谁能准备好迎接这样的人才变化,谁的组织才能在同行中间有机会领先。而一旦有机会领先,别人是很难追上的。 最后说一下人才梯队的管理。阿里主要分三层体系:基层、中高层、高层。他们扮演的角色跟我要训练他们的素质都是有区别的。HR主要抓两头,一是抓住一线的干部,二是抓住最高层的几个干部,中间自然会分化。一线干部是跟客户直接接触,要盯死。抓前线是为了保障客户端,保障干部培养的来源是正确的、充分的。最高层的管理者是司令,制定方向战略,做平台、文化,滋养组织。那些中间的营长、团长,不用太操心。 所谓"兵无定势,水无常形",要会守正出奇。不要试图复制任何一家的经验,守住正,但是要出奇制胜。 * 作者系原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人力官、阿里影业首席运营官(COO),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