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师薛燕平连发两条微博,认为北京服装学院毕业作品展台前摆上鲜花像上坟,并称"带研究生观摩毕业展,研究生眼睛看瞎了"。不少北服学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薛燕平的说辞太过激烈,有损北服形象,希望能公开道歉。薛燕平回应,他只是质疑学生给作品送花的方式,而没对北服学生毕业作品作任何评论。(5月2日北京青年报) 平心而论,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公开展览,就应该做好被包括教授在内的任何人评头论足的心理准备,哪怕是负面的激烈批评甚至嘲讽。就此而言,"这是上坟的节奏吗,你们搞艺术的真会玩,看谁死的最有人缘"之类的评价或戏谑之语,不管是谁说的,如果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或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从报道来看,这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作品本身水平高低的正式评价,只是对其展览方式的个人评价。 被评价一方看到听到这样的来自专家之口的评价,心里不舒服。但在不舒服之后,就不假思索地急着开始"反攻",打口水仗,甚至"打骚扰电话,发诅咒短信",可能也有些冲动,甚至涉嫌违法。是不是也应该反思:这样的展览方式,是否确与当下的视听风俗不尽相容从而给受众带来违和感?是否仍有改进的空间?自己打骚扰电话、发诅咒短信的行为是否妥当? 不过,就本事件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或始作俑者是评价者。评价者的激烈言论无疑是此次纷争的导火索。作为大学教授,理应有强烈的育人意识,理应比年轻的学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成熟度,也有必要有能力为年轻学子提供更加得体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在微博上用"北京服装学院毕业作品展台前摆上鲜花像上坟""带研究生观摩毕业展,研究生眼睛看瞎了"等貌似幽默实则过火的言论来公开宣泄一己之感。 即便这种基于形似"上坟"的观摩感受契合了当下阶段性的风俗习惯,是否就一定要以这样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否能够以一种更为积极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以建议的形式,或正式、或非正式地向活动主办方提出来,富有建设性地帮助对方更好地加以改进,而不是仅以一种嘲讽、挖苦的姿态对其进行带有破坏性的批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没有迹象表明鲜花只能用来上坟,鲜花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场合和领域。例如,每逢教师节,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教师的案头往往都会摆上学生送来的鲜花;每逢情人节,鲜花也成为许多恋人之间的传情之物;有时人们去看望病人,也会手捧一束鲜花前去探望慰问……如果一看到鲜花就联想到"上坟",也着实令人诧异和惊悚。这样的心理定势,也许到了转变和突破之时。 据说,有一天苏轼和佛印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这一次,佛印好像又吃了哑巴亏。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什么,眼中就有什么。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心中有佛,满眼皆佛。不怕念起,就怕觉迟。面对学生作品展台前的鲜花,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带着善美之心来看待,并且将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而不是被这种即便很像"上坟"的妄念所左右和驱使,得到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那一点狭窄局促的观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