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广开假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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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金点子＂计划
周例会上，李总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公司现状，总结之前的工作，下属拿着本子飞速地记录着老板的指示，＂第一、第二、第三＂……
＂我今天要说得就这么多，大家还有没有要说的。＂李总合上笔记本双手一插。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的声音。
＂怎么每次开会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家有好的想法、意见都说出来，群策群力嘛！＂李总再次鼓励大家发表言论。
只见各位员工低着头木讷地盯着手中的本子，时不时地在上面画两个圈圈。
＂大家都没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就散会吧。张副总，你留一下。＂
＂咱们公司的员工太沉闷，不像年轻人该有的活力，每次开会都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得想个办法让大家活跃起来。＂李总郁闷地点起一根烟。
＂李总，可能是您本身太优秀了，我们的想法和您的想法相差太远，所以大家就听您指示做事就好了。＂张副总胆怯地瞟了一眼李总。
＂得想个办法，广开言路。＂李总自言自语。
又是一个周例会，李总宣布最新奖励政策：＂从即日起，公司实行‘金点子计划。只要提出意见或想法，就给给予积分奖励，一旦被采纳，就会给予100～500元奖励不等。最后的积分统计纳入绩效考核。＂
李总接着说：＂实施‘金点子计划，目的是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而用之。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言者无过，还有奖励，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公司办好。＂
一时间，李总和张副总果真收到了员工的各类＂金点子＂，公司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每次开会，也总是热热闹闹的。
一天，项目部的小孙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小孙啊，我听小王说你之前有两个项目吃了回扣，有这么回事吗？公司的规定你不知道吗？＂小孙听后气得牙痒痒，离开办公室就去找小王算账。
小王委屈地找到李总，＂李总，我之所以向您汇报这件事，也是为了公司的声誉考虑，您怎么也不替我保密呢？＂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小王和小孙在公司里形同陌路，刚兴起的广开言路之风也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员工为了那点积分和区区几百元钱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金点子＂计划也无声无息地搁浅了。
故事听起来有些讽刺，一些领导声声宣导的所谓＂广开言论＂，无非是为了自己领导上的平衡，想通过员工之间的告密来实现自己权威的统治。要真正实现员工言论自由，考验的是管理者的胸怀和管理艺术。这一点，唐太宗和乾隆皇帝恰好给我们一正一反的启示。
唐太宗：从谏如流
治国之道，第一，在于确定有利于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第二，在于用人。用人之道，按李世民的说法，是：＂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或者：＂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但是，好的社会制度，是人确立的，是人贯彻实行的。所以离不开重用贤良，吸纳人才，集思广益，离不开博采众家之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当然少不了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因为，治世之道，唯有在清明政治下才能得以推行，这已经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所以，说起贞观之治，不能不说李世民虚怀若谷，兼听包容，从善如流的政治家胸怀。虽然，历史上的开国君主，治世明君，都有过广开言路，择善而行的故事，但能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胸怀度己及人，闻过则喜，纳谏从善的君主，惟李世民一人而已。所以，三千年文明史，帝王数以千百计，开创真正繁荣昌盛时代，使华夏声名远博，八方咸归，四夷宾服，国泰民安，府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者，惟李世民一人而已。
关于纳谏，李世民有三条举措：
第一，宰相議政，必邀言官参加，以广泛听取意见，补缺堵漏，有利于执政和民生。宰相贵为一品，而唐朝的言官，补阙，拾遗，仅仅是七品，八品的小官，按理没有资格上殿议政（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参加朝班）。但是，为了了解吏治，社会，民生实际，李世民破例邀请言官与丞相们一块参与讨论军国大事，可见纳谏对于李唐政治的重要性。
第二，三令五申于负责诏令起草制定的中书省，负责审核，圈定诏令的门下省，要求对政策，法令的制定慎之又慎，不以皇帝个人或宰相的意志为唯一和正确。＂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勿上下雷同＂。甚至批评中书，门下两省：＂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妥，必须执言，不得罔有畏惧，知而缄默不言＂。不是堵塞言路，迫使臣下＂不建言，报喜不报忧＂，而是鼓励说真话，说实话，批评建言。
第三，重奖敢于犯颜直谏的官吏，不以其品位的高低决定取舍。比如，大理寺少卿孙伏伽越权谏李世民不要过分喜好骑射，与皇帝九五之尊身份不符，意见不一定对。但以小官，犯颜直谏，不但没有被责难，反而被提升为言官之首。这对激励官员负起责任，敢于直言干政，显然起到了示范作用。
魏征是贞观第一诤臣，敢于犯颜直谏，据理力争，主持正义。有时候弄得李世民下不了台，恨不得杀了他。但过后一想，魏征也是为了社稷民生，也就消了气，终生依之为股肱之臣。以至魏征辞世，悲痛道：＂朕亡一镜矣！＂
君明于上，臣直于下，谠言直谏，蔚然成风。正气升，政治清明，吏治清廉，国家岂能不治？所以说穿了。直言纳谏，从善如流的结果，使朝廷上下，同心同德，纲纪严明，执政效率极高，避免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会弊端，才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
乾隆：作秀博名
与唐太宗相比，乾隆皇帝虽也是封建君主中数得上数的帝王，但是在胸怀方面，就与唐太宗相差甚远。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新的领导上位后，为了展现出与前任不同的锐意革新气象，往往会痛下决心要有一番作为。一来树立好口碑，二来为后续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调。
在这方面，皇帝也不例外。只是，这番有所作为的新气象究竟出自什么原因、能维持多久，就另当别论。初登大宝的乾隆雄心勃勃地要成为远迈尧舜的圣明之君，于是立志要一改雍正朝弊政。雍正朝的最大举措就是反腐惩贪，整肃官场，钳制言官，制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狱案。endprint
于是乾隆先从＂广开言路＂着手，声称先帝时朝内贪腐太重，实施高压政策纯属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情形已经变好，希望包括各级官员都踊跃建言奏事，畅所欲言。他明确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对施政治国有帮助的批评和建议。批评和建议是有了，可都是千篇一律的批评皇帝工作太投入、工作太忘我，不知爱惜身体，这不是天下之福，建议皇帝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龙体。
乾隆看着这些奏折，苦笑摇头。为了消除官员的疑虑，乾隆帝发布谕令，明确宣布要修正父道，走开明宽松的平康正直之路。
正当各级官员都在揣摩皇帝谕令用意的时候，有人先来投石问路。原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雍正四年参奏山西巡抚田文镜贪赃枉法之事，被雍正发配到新疆。他读了乾隆的谕旨，认为揣摩到了圣意，大胆上书。他提出，如果皇上要听真话，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开大臣的奏章，给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真正的监察权；另外，要宽恕讲错话的言官，文字狱坚决不能要。
求言心切的乾隆帝对谢济世的奏折给予了积极回应：将之召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有了榜样之后，负责言事、建议的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也连续上了几道奏疏，所议论的开荒、虚报、重税等等问题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
然而，大臣们说前朝弊端可以，可说到自己的头上，乾隆帝就不大乐意了。御史薛馧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风有关的奏折，说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应该干涉，不应该索看。这让乾隆看了很不高兴。薛馧还说司法部门每次办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条文而按皇帝的脸色来办，这很有问题。这一次，乾隆并没有＂修正父道＂，而是命人将薛馧移交吏部＂察议＂。
还有此前得到嘉赏的谢济世，他还在为乾隆的＂广开言路＂喝彩，并且又上了一道奏疏，批评说皇帝虽然鼓励臣下进言，但对言官的进言还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执行，很多事说了跟没说一样。
乾隆看了這道奏疏很生气，但是考虑到谢济世刚刚从新疆提拔回来，就没有马上发落。可乾隆还是在发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中，批示谢济世＂昏愚无知＂，＂居心之阴巧＂，实在是＂国家之大蠹＂。一年后，乾隆另外找了个借口将谢济世外放至湖南督粮道任职，而谢济世在翻刻《四书》注时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谢济世著书》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一案。
由乾隆对待批评建议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广开言路＂其实只是为了博取名声，言官批评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亲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这些批评和建议的目标到了自己头上，轻则罢官去职，重则牢狱之灾。至于＂闻过则喜＂＂躬身自省＂之类的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汉代王符的《潜夫论·明暗》记载：＂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凡是明智的领导者，都能广开言路，广纳群言。＂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养成常＂掏耳朵＂的好习惯，消除意见＂堰塞湖＂，在众声中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在民智大开时汇集整理。是学唐太宗的从谏如流，还是学乾隆的狭隘作秀，您还是自省吧。
责编/齐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