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蚂蚁山明墓之佛道共存

　　2005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市岳麓区蚂蚁山发掘了一座大型明代砖室墓一座，编为一号墓。通过墓志铭[1]（图一）可知，墓主是明初谷王朱橞的乳母张妙寿，于永乐十一年（1413）卒，生前与谷王关系亲近，很受尊崇。由于和谷王的特殊关系，所以在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方面，也突破了一般女仆的身份，颇为丰厚，甚至优于后世的一些宗室。可以说，这座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初宗藩的丧葬仪轨与规格制度，墓中所出土的佛道文物，对于探讨明初宗藩的宗教信仰，同样也是很好的研究材料。本文藉于此，对明初宗藩的佛道信仰试做论述，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蚂蚁山一号明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湘江以西，靳江河北岸，地势高耸，气势恢弘。墓室整体呈＂中＂字形，由前室、后室及东西两侧的耳室组成（图二）[2]，从发掘报告可知，墓室南北长13.36米，东西宽12.05米，高6.2米，上有券顶，用青砖交叉叠砌达20层之多，前、后室包裹严密，结构稳固。
　　蚂蚁山一号明墓的规模之大，在湖南地区较为少见，无论是在墓葬的寝宫设置还是尺寸规格上，甚至可与一些同时期明代王宗室墓相比。如分封于武昌的楚昭王朱桢，卒于永乐十二年（1414），较谷王乳母去世仅晚一年，且同属湖广，其墓为土圹砖石墓，单室长13.84米，宽5.78米，高4.78米[3]。又如江西南昌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左中右三室，每室尺寸仅为长2.4米，宽约1米，高1.2米[4]等。
　　从随葬品来看，此墓的规格也绝非一般女仆侍者所能相比。虽经盗掘，墓中仍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金、银、铜、铁、木、玛瑙及釉陶等多种质地的文物170余件，特别是体量巨大的伞顶圆柱形石砌建筑和石质喇嘛塔（图三），不仅是对宗教信仰的体现，更可以想见入葬之时的奢华。墓中的棺椁均有髹漆，＂还有雕镂的木栅栏环绕，制作精美，葬具的豪华也略见一斑＂[5]。东西耳室各有一具木棺，内有遗骨，根据黄朴华先生的研究，认为可能是殉葬的侍女，这也说明对墓主人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帝王之子必由乳母喂养，《礼记·内则》曰：＂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这里所言为先秦之事，但之后帝王之子必配乳母异室抚养一事，却基本上得到承袭[6]。
　　《明史纪事本末》曾言：＂人主生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帝王子孙的衣食住行和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照料几乎全由乳母所包揽，他们在童年时期同乳母的接触机会远远超过自己的母亲，对乳母的感情往往也超过母亲。从蚂蚁山明墓的墓志铭可知，乳母张妙寿于洪武十二年（1379）入宫，恰好谷王朱橞生于同一年，从洪武十二年到永乐十一年（1313），三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必然是感情深厚，乃至谷王两次徙封就藩，张氏都跟随前往。深厚的感情使得谷王在乳母的身后之事上，必然也是尽力为之，选择风水佳地来营造墓穴。从墓中有铭文的青砖可以看出，此墓早在永乐四年（1406）便已开始建造，十分从容。实际上，蚂蚁山一号墓的规格和随葬品都透露出谷王在下葬乳母时，已把她当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亲人＂。
　　明代宮规甚严，侍女入宫之后，须服从宫廷之安排，即使与藩王感情甚笃，也绝非可以自由行动。待谷王不需要哺乳之后，张氏便履行完她的职责，所剩之事便是养老，这从墓志铭中亦可知，所谓＂以颐老奉佛为事，享年七十＂。墓中的众多佛教元素文物，都说明了张氏对佛教的信奉。考虑到张氏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都生活在宫闱之中，那么她的信仰实际上就是所处生活环境的一种体现，从这些墓葬中的遗物，今人可以试着一窥明初宗藩的宗教信仰。
　　蚂蚁山一号墓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随葬品中以佛教类遗物居多，除了墓志铭中明确提到她＂颐老奉佛＂外，伞顶圆柱形建筑与其中的喇嘛塔、塔中的佛经（图四）、类似佛家＂卐＂字符号的砖石组合，以及金刚杵、金铃等一套藏传佛教中的法器，也都体现出墓主人或埋葬者对佛教的信仰。而道教色彩主要是体现在石质喇嘛塔中所藏《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图五）等经书。此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信仰的元素，如镇墓门神等。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从已经发掘清理的明代陵墓来看，随葬品和墓主们在人世间的生活一样，都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7]蚂蚁山明墓，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事死如生的古代社会，只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墓葬必是墓主人生活和信仰的反映，更是埋葬者信仰和观念的体现。考虑到谷王朱橞对乳母的感情，那么，这座墓葬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谷王甚至是明初宗藩的宗教信仰情况，特别是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数量可观的佛、道遗物，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资源。
　　墓中同时出土的佛道文物，表现出当时宗教信仰融合的特点，特别是在喇嘛塔中同时发现存放佛家和道教经书，确实较为少见，这在发掘简报以及黄朴华、黎石生等几位先生的研究中，都曾有过探讨，也是比较公认的文化现象。但正如前文所述，墓葬的信仰实际上是墓主人和埋葬者共同的信仰反映，对于墓中伴生多种宗教遗物的现象，更应该结合当时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具体人物的生平综合分析。
　　二
　　＂就明代帝王自身而言，佛、道等宗教信仰都有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功利色彩。＂[8]谷王与其乳母处于元末明初之际，成长于帝王之家，其宗教信仰观念自然与明代初期皇室、宗室的信仰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会受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宗教营造活动的影响，进而在身后之事中得到体现，这也是这座墓葬带给我们最大的信息。
　　明初伊始，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全国典章制度的同时，制定了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作为起自微末的统治者，加之也曾投身佛门，他深知宗教的力量，要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除需依靠国家政权进行强力统治外，儒、释、道三教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正所谓＂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9]。正是在这种利用和重视的观念影响下，明初官方对于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信仰活动，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从皇帝对宗教经籍的＂御注＂，到皇室和各地宗藩大力营造佛寺道观，都为社会宗教风气的养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皇室和宗藩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举办各类宗教活动的规格和密度就会远远大于普通阶层，那么自然而然地，对于这些能够很便利地参与或旁观这些宗教活动的宗室和内眷来说，就会深受影响，笃信非常。谷王和其乳母，当也属于这种情况。
　　作为有着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佛教，同样是明初宗室信仰的主流。开国之初，明政府在南京、凤阳和北京等地，修建多处宏大的佛教寺院，说明佛教之兴盛。不仅皇室修建寺院或者通过赐给寺院名额而建立与寺院的特殊关系，内外官员也在修建寺观。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去世之后，王子们都奉旨到南京奔丧，皇帝指示每一个王子必须选择一个和尚做宗教事务上的顾问，并在返回各自王国时，把和尚随身带走[10]。甚至在同一年，大理寺卿李仕鲁由于批评皇帝对佛教僧徒尊崇过当，而被皇帝处死。
　　在明初宗室的佛教信仰中，藏传佛教占据着比较优势的地位。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同时也将其崇信的藏传佛教带至中原地区。随着明王朝的创立，为了＂柔服＂藏人和治理藏区的政治需要，中央政府也对其礼遇有加。《明史》云：＂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及至永乐时期，依据藏传佛教宗派林立的情况，行＂多封众建， 尚用僧徒＂的政策， 将＂王＂、＂法王＂的尊号分别授予这各大教派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大行封赏。
　　频繁的接触中，自然会有＂信仰＂的发展，进而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明初上层社会的流行。明太祖曾在南京鸡鸣寺召请＂番僧＂结坛作法，就表明他与密教色彩浓厚的藏传佛教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利用的层面上。太祖的这种信仰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很多人，《陕西通志》载：＂普光寺……旧为龙池寺，洪武初西印土乌萨罗国僧无坏住锡于此，屡着灵异，秦愍王为建上下寺二，庄严冠长安。＂[11]这说明在明朝初年，藏传佛教已不仅仅局限于皇室，在各地的宗藩也颇为流行。考虑到谷王初封上谷地區，距离在元代作为藏传佛教中心城市的北京很近，其藩府宗室和内眷甚至会更受影响，这应该是谷王乳母能够接触并开始信仰明初在民间尚未普及的藏传佛教的原因。
　　在永乐朝，藏传佛教的活动和信仰更是达到新的高潮。延请藏僧入朝成为本朝最为盛大的奉佛活动，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便派人召请噶玛噶举派的宗教领袖哈立麻活佛，永乐五年（1407）赐以封号和大量的御赏。就在同一年，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及赵王朱高燧等又请其在南京灵谷寺为仁孝皇后做超度佛事，＂宣扬法教，以遂其孝诚之心＂。哈立麻入朝，是永乐时期明皇室与藏传佛教关系的重大事件。无论成祖召请哈立麻的动机是什么，哈立麻的内地之行在客观上已成为元亡后，藏传佛教在内地最大的一次弘传活动，当时在宫廷内外就出现了崇信哈立麻的一个热潮。在这期间，皇室宗藩必然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藏传佛教，信仰自然容易普及开来。
　　即使不谈信仰的偏好，明初太祖、成祖虽然均是有目的地控制和利用宗教信仰，但其政策考量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体会到，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其对宗教人员的封赏和起用，这在实际的尊奉行为中，必然会影响到普通的群体和个人，尤其是与宫廷宗藩关系密切的人群中，会慢慢滋生出信仰的风气，很难客观地超脱其外。明人李乐曾云：＂天下大势，崇佛之地多，而妇人女子尤多。＂[12]尤其是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者有意大肆推崇的佛教信仰潮流，就必然会蔓延至宗藩内眷。蚂蚁山一号墓中众多藏传佛教元素的营造，应该是对墓主人个人信仰的尊重和社会风气的体现。
　　至于蚂蚁山一号墓中随葬藏式佛塔，虽少见，却也并非仅有。文献曾记载，正德八年（1513）十月，＂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 命工部造塔葬之。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 且令遂著为例＂。说明墓葬中有塔或者用塔葬之，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习俗，蚂蚁山墓中有喇嘛塔，并非孤例。而且塔中存放经书，也符合其＂供献内藏圣物仪轨＂的信仰习俗。就随葬塔本身来说，其造型也与藏式佛塔有所演变，应是在吸收了汉族建筑技巧的基础上，汉藏建塔风格融为一体的佛塔，与北京妙应寺白塔多相似之处。
　　三
　　在洪武皇帝＂三教论＂的表述中，道教亦是国本巩固重要的借助力量，而且在明太祖、成祖的征战中，道教力量还多次被称赞＂阴翊王道＂，故而在明初，道教得到了大力的推崇，甚至有明一代，帝王与宗藩中都有很多人痴迷道家学术与方术，影响可谓深远。蚂蚁山一号墓随葬的喇嘛塔中存放的几本道家经典，虽然数量不多，却也折射出入葬之时，埋葬者对道教信仰的尊崇，否则不会不顾墓主人生前信仰，在最神圣的佛塔中随放典籍。
　　在太祖朱元璋征战天下之时，曾在幕府中安置挟有＂异术＂的道士，为其出师作战占验吉凶，著名的有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更是倾注心血，曾和御用文人炮制《龙兴慈记》、《御制纪梦》、《御制周颠仙人传》等典籍，对其出生到即位，作了种种神奇的描写；还扶持在民间影响巨大的正一道，兴建宫观，把各类大型祭祀所伴随的音乐和舞蹈全部委托给了道士们，特别是花了十天时间御注《道德经》[13]，成为皇室对道家的推崇的代表。
　　客观地讲，洪武皇帝对道教的信仰，很难辨明到底是出于政治需求还是个人内心的信仰，但事实上推动了明初道教崇拜和祭祀中浩浩荡荡的场面，这对于可以参与到仪式中来的宗藩子弟和家属而言，实际上就是对其宗教信仰的灌输和影响。这种宏大的场面在明成祖一朝，更是达到了顶峰，突出表现在对＂真武大帝＂的崇奉和武当山的营造上。
　　成祖朱棣以＂靖难＂起家，以外藩入继大统，在举兵时，学乃父任用道士之故技，将僧道衍（姚广孝）、相人袁琪、卜者金忠等网罗入幕府，为其出谋划策。登上皇帝宝座后，一仍太祖尊崇正一道首领的成法。尤其是为崇奉真武所做的推崇和官方活动，影响巨大。
　　据《鸿猷录》、《明史》等记载，朱棣举兵＂靖难＂中，曾获得真武神的大力相助，＂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朱棣在《御制真武庙碑》、《御制太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中，更大肆宣扬真武神的＂阴诩默赞＂，目的无非是向人表示他之所以举兵靖难和入继大统，是真武神的旨意。即位以后，他不仅在京城塑像设庙加以祭祀，还于永乐十年（1412）遣官督丁三十余万人大建武当山宫观，以崇奉真武，从而开始了武当山道教中心的发展。
　　明成祖对武当山的营造可谓不计工本，只是武当金顶就使＂是时天下金几尽＂[14]。明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敕拜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道教之依附于皇室，至此已经无以复加。自此，武当道教就享有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它不属中央道官机构——道录司管辖，而是由皇帝直接派遣或任命藩臣、宦官和提点，设置专门机构予以管理。此后，对太岳太和山宫观的维持，冠冕堂皇地列于国家事务中。这样大规模、极尽豪奢之能事的道观群修建，己经超出了以道教＂阴翊王道＂的程度，是公开的道教崇拜活动，其社会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觑，各地宗藩必然会行上行下效之事，谷王应该在其中。
　　明代宗藩的道教信仰的内容在史书中不胜枚举，突出表现为参与道家方术的修炼、大量修建宫观和大量著述创作与道教相关的文学作品。从相关记载看，各宗藩中修建宫观较多的是山西晋藩、甘肃肃藩、四川蜀藩，此外还涉及了宁藩、岷藩、沈藩等多个藩府。明代宗藩成员道家著述也颇多，以宁献王朱权和周宪王朱有烛的道教著述成就较高。
　　在与谷王朱橞同一代的藩王中，以宁王朱权好道著名，史称其＂好古博学旁通释老，著述甚富＂，其中与道教相关者达20余种。在身后之事的安排中，宁献王殓服发插金簪，头带漆制道冠，腰系玉带，胸部还有两顶道冠，＂身穿金线云纹道袍＂[15]。朱权晚年崇信道教，墓葬内容与其道教信仰有关。
　　明初道教之所以在皇室和宗藩中颇为流行，尤其是男性群体，一方面被认为是有助于其征战，这在太祖、成祖两朝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则因很多人迷恋于修炼，有着功利性的追求，如祈祷国运、地方安宁乃至个人福祉等。＂道教其实具有一些‘精英宗教的性质，对在现世活得得意的人偏有更大的诱惑力。明朝的皇帝，虽然多优容佛教，但没有一个真正沉迷于其中，沉迷于道教的却多，宪宗、孝宗，至世宗而极。＂[16]正如杨启樵先生所言，＂明代诸帝信奉方术尤至，一时憸邪之士纷然杂进，金紫赤绂每每授及方外＂[17]。
　　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具有绝对权威，任何宗教能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与发展，皇帝的支持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18]，皇帝的信仰偏好必然会影响到各方，尤其是宗室。所以蚂蚁山一号墓中发现道家经书，在墓志铭没有说明墓主人信奉道家的基础上，可以合理推断，其正是谷王本人信仰的一个体现。
　　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素来秉持＂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对于逝者生前的习惯与信奉，在身后之事的营造中也会尽量体现。蚂蚁山一号墓虽然仅为明初谷王朱橞乳母的墓葬，但由于和谷王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深厚感情，使得她的墓葬在规格与丧葬仪轨上，已非普通女仆可以相比，甚至超过一些王室宗藩的墓葬规格，有了一丝＂僭越＂的痕迹。
　　此墓中遗物的宗教色彩以佛教为主，尤以藏传佛教为明显，这反映出逝者生前的个人信仰和对身后之事的宗教诉求。结合明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怀柔和推崇，实际上可以一窥明代初期宗教信仰融合的潮流，尤其是藏传佛教对帝王和宗藩贵族的影响，已经非常普及，乳母张妙寿无非是其中一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蚂蚁山一号墓虽然只是明代藩王乳母的墓葬，却可以小见大，看出明初宗藩信仰的主流和形成源流。
　　埋葬者的信仰和宗教诉求，同样影响着墓葬营造的风格和规格，而且作为谷王对乳母的一种所谓宗藩对仆人的＂恩惠＂性质的埋葬，很有可能會加入自己的宗教喜好。即使不曾信仰，宗室也会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对皇帝信仰喜好做一些跟随，特别是成祖入继大统之后，＂藩禁＂日严，作为各地藩王和宗室如履薄冰，谷王又是南京城开门迎接燕王之人，必定要处处小心，加以跟从。谷王乳母入葬之时恰好是永乐皇帝大肆兴建武当＂太岳＂之际，那么道家经书的陪葬，也可能是对当时官方宗教潮流的一种跟随。
　　[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蚂蚁山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文中图片均引自此处。
　　[2]同注1。
　　[3]梁柱：《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4]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5]黄朴华：《湖南望城蚂蚁山明墓的特殊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07年第12期。
　　[6]马良怀：《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6期。
　　[7]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
　　[8]同注7。
　　[9]（明）姚士观等编校：《明太祖文集》卷十《释道论》。
　　[10]牟复礼（美）、崔瑞德（英）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11]转引自罗莹：《明代秦藩的佛道信仰探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12]李乐：《见闻杂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3]牟复礼（美）、崔瑞德（英）：《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洪武帝的文化成就给人印象最深刻之一是他自己注疏了《道德经》，他花了10天的工夫写成，其时在1375年1月5日至15日。＂
　　[14]《名卿绩纪姚广孝传》：遣使于武当山营玄武宫殿，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金几尽。
　　[15]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16]赵轶峰：《明朝宗教政策合论》，《古代文明》，2007年4月。
　　[17]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
　　[18]《元史》卷《释老》，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