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薪酬问题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分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
　　杨河清表示，总体来说，与其他改革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报酬水平整体较低
　　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水平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差距很大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经营者的薪酬收入往往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的几倍这种差距也表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其他员工之间，但经营者之间的差距更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规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影响，又有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文化制约，还有国有企业经营者身份定位不明确、不允许的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意识中过度崇拜财富，忽视创造财富的最基本因素和基础劳动倾向忽视劳动的表现，一方面忽视体力劳动者，一线蓝领员工的劳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级复杂劳动的支出者-经营者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该集团整体收入低
　　三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决定和调整机制的偏差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由谁决定，由什么因素决定，在这方面，现在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一般来说，在产权明确的条件下，经营者的收入由业主决定，当然，这种决定决不是业主随心所欲或心血来潮，其理论依据只能是追求经营者成本收益比的最佳值和企业经营收益的最大化对我国国企来说，由于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不足，国有资产经营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身份模糊，企业经营者报酬的确定者处于不明确的状态
　　杨河清表示，从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的改革状况来看，全国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总体上政府行为多，政府毕竟不是企业，而是有企业不同的目标追求，其目标指导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政府部门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需要关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收入差距问题、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市场不成熟、制度不健全、一般员工认识和心理承受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行为确定和调整经营者的报酬水平、结构各种各样的担心和担心，为了不承担高工资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振动反应，不敢拍板例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不超过本企业员工平均收入的3倍其意图显然不是认为经营者的报酬水平已经很高，而是考虑一般员工的认识，考虑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机关员工的收入差异有很大的成分，但这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报酬决定的一般原则
　　另外，除了政府行为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决定和调整领域发挥作用外，近年来国有企业内部人员的管理现象非常严重经营者为自己决定高薪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种行为的破坏力很大，形成的副作用与上述政府行为连带产生的副作用无法相比这种现象被人们苦涩地戏称为人有多大胆，收入有多高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上市公司实例，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杨河清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经营者报酬决定和调整的依据主要是经营者劳动创造的价值、经营者人才价值、经营者市场供求状况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决定机制在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据相关机构调查，影响经营者薪酬决定和调整的因素在现实和经营者理想之间存在距离
　　四是与企业经营者对出资者贡献有很大关系的制度报酬决定和调整机制在国企中，一方面业绩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不一定能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业绩差的企业经营者也不一定能获得低收入，表现为该获得的人很可能没有获得，不该获得的人反而不少获得这种现象在社会公开的上市企业中也存在着堂堂正正的大量存在
　　五是经营者薪酬结构中缺乏中长期激励机制年薪制激励和股票型激励在报酬激励机制中属于中长期激励，与经营业绩相关，激励的强度很大有关研究表明，2000年中国实施年薪制的国有企业只有7400多家，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廖辽很少企业经营者只有工作时间的激励，企业经营者工作时间的业绩表现和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各种行为给予退休后的奖励机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59岁现象的原因之一
　　六是职务消费报酬过度膨胀，效用低职务消费也是报酬适当的岗位消费报酬(以下称岗位消费)是从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工作便利性等方面提供给经营者的，提高工作努力和满足感，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成果的物质待遇但另一种职位消费，即过度职位消费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杨河清分析认为，职位消费过度是指部分职位消费从性质上超过合理范畴，不需要工作和业务发展，这部分职位消费对企业经营不合理，对所有者来说是损害职位消费损害性岗位消费损害了车主的利益，只会给经营者带来利益但是，经营者通过损害性职位消费获得的利润效率低，与业主的损失不对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消费的确定基本上由经营者(或经营者集团)计算，具体有以下模式:1、有限消费2、没有限制，但有限制消费项目3、限额和项目双重限制消费4、没有限制，没有项目限制的消费，都是经营者良心、道德、勇气方面的软制以上四种方式最终在相关企业财务制度的控制下，但由于企业管理结构不科学、不完善，企业财务体制问题较多，企业外部对职务消费的制约更加弱(例如税收方面对职务消费没有制约)，整体上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职务消费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