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五情变共产党的同路人什么文学全

　　萨特回到巴黎，不久同米歇尔一起去了意大利，一面休养，一面写他的自传。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现在他起码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睡觉，只同自己感兴趣的人见面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待他十分友好，陶里亚蒂同他一起吃饭。
　　８月底，萨特同波伏瓦又开始驾车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好。一次，在餐馆吃饭时，他突然向波伏瓦喊道：＂什么文学，全是狗屁！＂他不停地高谈阔论，发泄自己对文学的厌恶之情。
　　晚上，在旅馆，他呆坐在椅子上，两手按膝，弯着腰，两眼无神地瞪着。看到他的这种状况，波伏瓦很难受。后来萨特的情绪逐渐恢复过来了。他开始写自传，但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写。
　　他想探究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痴迷于文学的得了＂文学神经官能症＂的人，而其他的孩子为什么又没有这样。他把书名定为《无立足之地的让》，意思是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
　　他很快就写成了第一稿，写到母亲再婚时为止。但这个稿子政治色彩过于强烈，而且基调是，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看来他又有点陷入＂政治神经官能症＂了。而关于他的童年，他并没有充分的描述。
　　虽然萨特这时已经摆脱了对文学的痴迷状态，不再认为文学具有不朽价值，但一个从事文学写作４０年的人不可能完全无视自己作品的文学性。因此他把这个稿子暂时放下不写。萨特没有想到，过了１０年，当他重写这个自传时，会赋予它最讲究的文学形式，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写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书。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他说：＂让我们选同一个题目，你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谁的研究更有成效！＂萨特同意了。他选择了福楼拜。
　　萨特并不喜欢福楼拜，但却被他的想象功夫所折服。福楼拜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使自己成为想象中的人物，这是无人可及的。他想探究福楼拜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他就这个题目作了大量笔记，接着写了一千页初稿。但回过头来看，他觉得写得过于肤浅，所以把它搁在一边。
　　现在萨特对于文学的心态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他对自己前半生对文学的沉迷是否定的，决心投身政治过一种新生活；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同以前的生活完全一刀两断，不可能完全舍弃文学，在表面的完全否定中仍然是藕断丝连。
　　他还在进行文学创作，不过较多地考虑到政治因素。１９５５年，他写了一个新剧《涅克拉索夫》，是一部讽刺喜剧。它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专门制造反共新闻的新闻界人士。剧本写得很有趣，演出时常常引得观众哈哈大笑，但它的深度和文学价值显然不如他以前的戏剧。
　　这一年，郎兹曼的妹妹加娜·郎兹曼来到巴黎。她是一个演员，艺名是伊夫琳娜·雷依，后来在《禁闭》中演伊内丝。她２２岁，一头金发，身材苗条，为人风趣，十分聪明。
　　她不久成了萨特的情人。在后来萨特的一些戏剧中她和万达一起担当女主角。波伏瓦很喜欢她，正像喜欢米歇尔一样。现在萨特的任何的＂偶然爱情＂似乎都不会影响他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了。萨特还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改编了大仲马的《金恩》，这是演格茨的布拉瑟请他为自己写的，而万达当然在里面演女主角。
　　波伏瓦的小说已经最后定稿。她原定的书名是《幸存者》，是指在１９４４年后幸存下来的人们。现在波伏瓦觉得这个书名不妥，因为生活毕竟没有在１９４４年结束。她后来想用《嫌疑犯》这个书名，但已经有人在几年前用了。最后郎兹曼提议：＂为什么不叫《一代名流》呢？＂于是书名就定下来了。
　　波伏瓦在写作和修改自己的小说时，心情是孤独的。她和萨特都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对它的命运不抱乐观态度。他们估计，《一代名流》可能会同时激怒左派和右派两方，能够赢得３千个读者就不错了。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一代名流》出版。出乎波伏瓦和萨特的预料，读者的反响热烈，在第一个月，四万册书就一扫而空。更让他们惊诧的是，评论界是一片叫好之声。资产阶级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带有一种反共的情绪，而共产党人认为这书是赞成他们的，而非共产党的左翼也认为小说是为他们说话。只有少数社会党人和极右派攻击这本书。凡事可遇而不可求，这种众口一致称誉的情况他们已有好多年没有碰到了。
　　书出版不久，波伏瓦得到消息，《一代名流》被推荐去角逐龚古尔奖。她有些感到意外，觉得自己的年纪大了。朋友们劝她参加这次评选：＂如果你拒绝那就太愚蠢了！＂波伏瓦同意了。
　　如果能够获得这项文学大奖，她的书销路就会更好，她能得到更多的钱。虽然她现在可以用萨特的钱，也不急着等钱用，但她愿意为她和萨特的共同财产多作贡献。而且她现在住的地方漏得越来越厉害，这笔奖金能让她去买一座公寓。在这个问题上，她不像萨特那样，考虑这种或那种原则。萨特当然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在评奖最后宣布前，她和郎兹曼住进预订的一套房间，在收音机旁等候结果，心中有些紧张。中午，她获知自己已经得奖，于是参加了＂自家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米歇尔家吃午饭。
　　饭前，萨特送给她一件很适合的礼物── 一本由安德烈·比利撰写的关于龚古尔文学奖的书。波伏瓦尽可能地躲避记者的纠缠，她不想抛头露面，不想张扬。而读者给她写来大批信件。
　　除了国内读者，还有许多陌生人从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给她写信。几个年轻的马达加斯加人给她寄了一个小小的木雕，表示她描述的１９４７年的镇压事件使他们多么激动。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有不少评论家和读者总以为她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停地＂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