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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摘抄


  《人有病,天知否》是一本由陈徒手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有病,天知否》精选点评:
  ●文艺圈里多是非,作者对这些当事人均有一种历史学家式的温情,唯一不足是背景介绍实在太少,合卷后我还是没能了解"丁玲、陈企霞案"的始末。
  ●老舍先生一段尤为辛酸,心里沉痛
  ●那样的时代,意气风发的作家都患上了创作恐惧症
  ●其实,天灾人祸又何止十年
  ●人在做,天在看。
  ●作者挺投入的
  ●基本就是作协内部大乱斗,笔杆子歪一歪,就是一场腥风血雨。这些老先生们在那段时间里各种不同的处世之道,很值得玩味,几个人物连着读,对比特明显。原本我不爱看文革,后记里倒是有一句话:你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它使你可以对历史多一份理性,对未来多一份期待。看完书反而对两个没有展开叙述的人最感兴趣,一位是林希翎,另一位则是周扬。
  ●大约十年前读这本书,前几天因为写字,又在看。人有病,天知否?我也想问一句
  ●阅沈从文 、老舍、汪曾祺部分
  ●难怪以前的语文课本上老出现某些人的文章,原来他们都曾是作协领导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一):一声长叹
  此书有初版本。虽部分文章己阅,昨仍下单&lt;故国人民有所思&gt;。<!--故国人民有所思-->
  首次发评,干嘛一定要140字?思绪有点乱,抄点吧:
  一千年,在茫茫宇宙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人而言,"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多少次改朝换代、隆盛衰亡,都在其中。人寿数短暂,却最喜回望前尘往事,借以为鉴,免得重入先人曾做客的瓮中。种如是因,收如是果——公元两千年千禧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书店中,悄然出现一本并不起眼的书,细看书名却颇有意味:人有病,天知否?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二):孤独
  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如何寻访,关乎执笔人的能耐与心思。十分欣赏林斤澜的序,他说:作家这边,身边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反问:美不美?
  看陈先生的整理资料,眼里闪过一个个老先生们,会想起一句话:"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只是,只是,更多的,是想起孤独。怎么也忘不了沈先生那封未发出的信: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孤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三):庋架小品(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陈徒手著,大三十二开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万册,系该社"人与岁月"系列之一种。
  此书寒斋存有一册初版本,惜乎书室过乱,翻检不易,近期偏偏又对这段历史大感兴趣起来,只得于网上购得此册。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有言:"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这其实指的应该是正文部分的后四篇,即:《浩然的历史场》《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林希翎女士》和《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只可惜初版本不在手头,无法比照。未知其与出版社是如何"商量"的,然则在我看来,此四篇于全书来说,却多少有些蛇足之嫌。尝闻书友谓之笔法老到,此余也未敢认同,乃至怀疑,作者的文字、包括标点的使用等基本功是否过关。此外,此书写到的作家,只有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九人,诸君固是文坛翘楚,但是否能够代表和反映彼时文坛的整体情境,也还大有问题,倘若考察一下彼时几个掌控文学体制、权力的大腕,问题就很清楚了,故而认为此书的副标题却有些大而无当了,是否使用"管窥"一类的词会更恰当些?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鄙意,倘说此书记录了一些彼时文坛的史实,毋宁说它仅仅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文本,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突破。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四):人有病,天知否?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有一个副标题——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作者通过史料采集,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后者占得比重较大),编成了这么一部"口述历史"。1949-1976,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什么因素对文学影响最大,都心知肚明。
  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看的过程中,我还是被震惊了。一个是文革期间诸事之惨烈,这是后话。另一点是,原来在50年代就有这么多干预!包括所谓的"百花齐放"时期依旧有作家被打击。沈从文在49年就因为郭沫若的批评,被迫转去历史博物馆,从此一生永久与文学作别。这样想来,50年代在文艺界刮的这些"风",未必不是文革清算的前兆。
  老舍在文革初投湖自尽。建国后,他为北京人艺写了几十部戏剧,每一部都抱着极高的热忱,《红大院》两个星期就拿出了初稿。他不太跟的上政治动向,但是怀着对新时代的朴素的拥戴和热爱,他甚至会超前地将动向反映进剧本。建国之后的好作品,《茶馆》一部而已。老舍一直是我比较爱戴的一个人,读他的小说能感觉到,他在剖析透世间丑恶之后自己却还真诚地保留着温良,那股北京人的热乎劲儿还不散。但是,66年,文革来了,人艺对他避之不及,周恩来不再亲近他,"西纠"的红卫兵一斗之下,老舍先生的"热"被彻底浇灭。于是,他走向死亡。
  舒乙口述的那句"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凄凉无比。
  而汪曾祺与江青,则是微妙的关系。一向温良的文人,寻找庇护,免于了文革的暴力伤害,是人之常情。但是,这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何尝不是一种可耻的戕害。
  总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这些运动和文革,对跨两个时代的作家们来说,是绝对的伤害。无法挽救,无法弥补。因为他们多半因此死去,幸存的也不再敢发声。我对政治没兴趣,我对人有兴趣,对文学感兴趣。有一样绝对是真理:被干预之下的文学,是等于垃圾的。哈哈,不过现在谁还干预,主流文学早已没读者了,禁电影也懒得禁书,所以现在都扫小黄网文去了哈。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五):人有病 天知否
  人有病 天知否
  对中国这段历史不甚了解,无法被陈徒手先生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所震撼,但依旧会有一种压抑感。人有病,天知否,的确很大程度上阐述了这本书的主题。
  有作家说:史书除了人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的,别的都是真的。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作协会变成这样子。当时的病症在何处,病在作家的本职工作不再是创作,而是迎合所谓的宣传。几个比较有印象的章节,老舍、郭小川、浩然的章节里,都描写了一个当时不敢于创作的人。
  非常地佩服老舍先生,虽然还没有读过《茶馆》。在一开始坚持了那么久,即使情况再糟,也要去凭自己的意愿去创作,即使,所有的剧本一改再改,所有的情节出入越来越大,但依旧去创作。"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谁在哪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以后,可就不行啦,戏不够秧歌凑"能想象得到老舍先生当时面对这种新的状况下的不知所措,只不过,一点一点地创作,再一遍一遍的修改。这种毅力,在我眼里是多么的难得啊。
  还有郭小川,看到"认为具有战斗力,当即拍板让郭担任作协秘书长"。看到忍不住心里一凉。这本书的160页都在刻画郭小川心境的变化,也非常容易让人体会到一个体制内人员的无奈。"几十年如一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万分痛苦、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作家的本职工作不再是创作了。病,就在此。想想那个年代其他的各个领域的人,去干一些完全发挥不出价值的事情,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荒谬。
  当然,这本书毕竟刻画的只是广大作家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家中,有些悲惨,有些幸运。即使幸运的,这段历史也是他们心中有了一个过不去的堪。使他们与创作渐行渐远。
  只可惜自己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实在也写不多,最后只能通过引用书中的话,来表达这种感觉。
  "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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