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这时巴黎的政治气氛有了很大变化。抵抗战士采取了暴力手段,德军屡遭袭击。而德国占领者也疯狂地进行报复。10月,有两名德国军官被暗杀,于是98名法国人被杀害,27人被关进集中营。 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和波伏瓦对他们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命运作了思考。他们这次去自由区,本来想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依附一个更大的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没有什么收获。 巴黎其它抵抗组织的情况跟他们很类似,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萨特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都是很危险的。 萨特发现,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很有力量,十分强大。他试图同他们联系。在集中营萨特曾同共产党人有过交往,共同对敌。但出乎他的意外,共产党拒绝同他合作。不仅如此,他们还散布谣言说,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为德国人效劳的。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考虑到这种种情况,为了不让他的好朋友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打算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是很困难的。为了建立这个组织,他在集中营时就开始策划,希望有一番大的作为。 萨特在继续干事业和为朋友生命负责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他同波伏瓦在整个十月间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萨特本人在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他忍痛作出决定,解散这个组织。 现在萨特一方面继续哲学著作的写作,另一方面通过写剧本来表达他对抵抗运动的态度。抵抗战士的暗杀行为招致大批人质被杀,这个事实引起萨特的深思。他想在剧本中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 波伏瓦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定名为《正当防卫》,萨特把它推荐给伽利玛出版社审稿人。现在她又开始进行新的小说创作。虽然生活缺乏安全感,局势仍然动荡不定,萨特的乐观态度和对生活的热情给了波伏瓦极大的安慰,她的心情是愉快的。 1941年的冬天,巴黎的生活比一年前更加艰难。他们的朋友,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也都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萨特和波伏瓦还要帮助他们。 吃饭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尽管波伏瓦最不愿意做饭,现在她不得不操此新业。她搬进一间带厨房的房间里,从妹妹那里借了一些锅杯碗盏,开始自己做饭。刚开始她做一些熟悉的饭菜,做饭仍然是一种负担。渐渐地,她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手段成了目的本身。 她常在市场上转悠,搜寻不用定量卡的食物。偶尔获得一个甜菜根或一棵大白菜,她就有一种获得意外之财的喜悦。她在采购食物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即使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一小袋干麦片和干菜。 最后她已经具有一个精明的主妇的素质了,看一眼自己的财产,就能估量出它还能维持多久的生活。她懂得省吃俭用和珍藏财物。她常常一边同纳塔丽或博斯特说话,一边花费几个小时和他们一起把生了虫的豆子从好豆子中挑出来。每当晚上呆在家里,炉子上煮着的菜汤发出诱人的香味,锅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她就充分体会到一个家庭主妇的乐趣,虽说她不是真正的家庭主妇。 波伏瓦的饥饿感很强,没有吃的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其它方面则能省就省。她戒了烟,本来她对吸烟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而萨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别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点点面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么都行,有时什么都不吃也行。 而吸烟却是萨特必不可少的。香烟紧张,萨特常常去"三个火枪手"外面的路旁捡烟头,把它们揉碎后按进烟斗里抽。 萨特和波伏瓦这一时期没有什么新的人际交往。除了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这几个"自家人",他们几乎不同其他任何人来往。在这几个人之间,也不总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两人单独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