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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五情变共产党的同路人韵味悠长的


  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到去中国访问的邀请。当萨特告诉波伏瓦这个消息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此之前,他们先去了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宽大的礼堂中,悬挂着各种装饰品和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少冒着极大的风险,几个美国学生是秘密来的,一旦被发现,就可能失去护照。看到这些肤色不同、信仰各异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6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中国。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中国接待人员对他们也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从报纸上知道,萨特刚刚写了《涅克拉索夫》。于是接待者就一再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此外,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只好谈谈烹调什么的。
  这种互不了解所产生的隔膜,比各种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交流。另外,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因此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他们都很喜欢京剧,喜欢它那套程式化的做功,急迫的音乐,悠长委婉的嗓音。
  对于北京文化的古老,萨特和波伏瓦有着很深的印象:灰色的胡同,金秋之夜,在散步的时候,他们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融入这古老文化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意识到,面前这个世界是他们正在努力去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他们在中国呆了两个月,首先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的贫困,同时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巨大努力。在参观时,波伏瓦头脑中闪现了一个念头,要把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写进一本书中。
  在由北京返回途中,萨特和波伏瓦在苏联呆了一个星期。到了莫斯科,他们的感受就像以前由欧洲去美国那样,由贫穷之地来到富庶之所。西蒙诺夫夫妇请他们吃晚饭,酒吧、乐队、即兴表演、一对对舞姿飞扬的年轻男女。他们感到自己离开那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孔夫子学说十分遥远了。
  他们参观了大教堂,还看了几出戏剧,有西蒙诺夫的喜剧《不深沉》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现在波伏瓦明白萨特一年前为什么会住进医院。这些俄罗斯人的身体个个棒得要命,而他们的好客也如同命令一样让你无法拒绝。
  吃饭时萨特一再声明不能喝酒,但饭桌上还是摆了4瓶伏特加和10瓶葡萄酒。西蒙诺夫先是劝他们"只尝一口",然后是一杯、两杯、……这几个苏联人不停地喝,直到把所有的酒瓶喝空,而他们个个面不改色,语言不乱。萨特和波伏瓦出席了全苏联评论家大会,萨特作了发言。但他们感到,在同苏联作家的对话中,没有得到很大的收获。
  回巴黎后,萨特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而波伏瓦开始写她关于中国的书,为此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一年她工作得分外紧张,这种持续紧张是她以前从没有过的。
  上午在自己的家,下午在萨特那里,她一心扑在写作上,一连4小时连头也不抬一下。萨特在一旁看得十分担心,他看到波伏瓦脸色绯红,这是充血的结果,于是要她休息,她才在沙发上靠一会儿。就这样,她写了一年时间。
  这本书以《长征》为题在1957年出版。在写《长征》的过程中,波伏瓦感到自己获益非浅。她深切地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差异之悬殊,即使像田野、农民、村庄、城镇、家庭这样一些最简单的概念,其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一样。这使波伏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境况。
  在此之前,她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她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存在。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后,她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这之后,类似中国,远东、印度、非洲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况作为世界的真面目呈现在她面前,而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
  《长征》出版后,受到反共分子的大肆攻击,特别是在美国。但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书是有分量的。通过写《长征》,波伏瓦获得了一个理解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知识框架。
  获得龚古尔奖后,波伏瓦买了一个单间公寓,她在郎兹曼的帮助下布置房间,心中充满欢乐。从中国回来后,她和郎兹曼就搬了进去。公寓在底层,但光线很充足,她旅行中带回的纪念品把房间装饰得琳琅满目。从室内楼梯向上登高一层,就能看到蒙巴拉斯公墓和街道。在住进来的第一天,波伏瓦环顾这一切,心中想道:"这就是我今后一生居住的场所了。我会终老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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