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隶书揭古碑

　　清代＂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郑燮（号板桥），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由山东范县调署潍县，知潍县七年之久，其间勤政廉洁，勘赈灾情，力倡文事，深得百姓拥戴，留下了诸多佳话。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所藏《揭古碑》即为郑燮初到潍县所书，反映了郑板桥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追求。
　　《揭古碑》为原刻，碑高160、宽60、厚15厘米。碑文隶书阴刻，计12行，行33字。首行题＂武王十四铭，乾隆十一年人日（笔者注：人日即正月初七）郑燮谨录，师徒文膏刻石＂。阳面为＂武王十四铭＂，阴面为＂拘幽操＂、＂猗兰操＂。
　　石碑全文并标点如下：
　　武王十四铭 乾隆十一年人日，郑燮谨录，司徒文膏刻石
　　席铭 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所监不远视尔所代。
　　几铭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鉴铭 见尔前，虑尔后。
　　盂磐铭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铭 毋日胡残，其祸将长，毋日胡害，其祸将大，毋日胡伤，其祸将然。
　　杖铭 恶乎危？於忿虑。恶乎失道？於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口带口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
　　履履铭 慎之劳，劳则富。
　　觞豆铭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幡，幡则逃。
　　户铭 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知之乎？无勤弗及，□自我□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洗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
　　牖铭 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剑铭 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崩则。
　　弓铭 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
　　矛铭 造矛造矛！少闲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
　　正考甫馋鼎之铭 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予敢侮。饘于斯，粥于斯，以餬予口。
　　世人所说的＂武王十七铭＂，应出自《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的竹简本《武王践阼》[1]，即周武王向姜尚请教治国之道，姜尚向其传授丹书，讲述治国大道，武王归而作铭词以自警之事[2]。新乡市博物馆所藏《揭古碑》阳面所刻＂武王十四铭＂，就是将席四端铭合并为一，即前左端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合并为席铭：＂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所监不远视迩所代。＂[3]但是郑板桥去掉了＂武王十七铭＂中的＂衣带铭＂，加上了＂正考甫馋鼎之铭＂，即郑氏所书《揭古碑》上所载的＂武王十四铭＂。
　　石碑释文如下：
　　席子上的铭文说：＂处在安乐之中一定要恭敬谨慎，没有可以后悔的行为。点滴思考所得也不应忘记，如果不能高瞻远瞩，便只能看到眼前。＂
　　几上的铭文说：＂诚惶诚恐，惟敬是行，口生戕害，自取其辱。＂
　　镜子上的铭文说：＂事前要有预见，事后要有思考。＂
　　盥盘上的铭文说：＂与其被人所溺，不如溺于深渊，被水淹没还可以浮出，被人陷害就无可挽救。＂
　　门楹上的铭文说：＂不要说细小的恶行没有伤害，结果会导致长久的灾祸。＂
　　手杖上的铭文说：＂不要因愤怒而走险，不要因欲望而失德，不要因富贵而忘友。＂
　　鞋履上的铭文说：＂谨慎地劳动，劳动则能致富。＂
　　餐具上的铭文说：＂贪食就会自我惩罚，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躲避。＂
　　门上的铭文说：＂人的好名声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一个人没有勤劳和志气，能说自己聪明吗？不经常反思自我，能说自己善于自审吗？各种阻碍干扰对人来说，好像风就要来了，一定会先有树的摇摆，有时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深谋远虑。＂
　　窗上的铭文说：＂要遵从天时，利用地利，以此来敬祀。＂
　　剑上的铭文说：＂带上它的时候，行动一定要讲道理，行动合乎道德就会兴旺，违背道德就会崩溃。＂
　　弓上的铭文说：＂屈和伸的大义，发端于行动，不要忘记自我反思。＂
　　矛上的铭文说：＂制造武器以后，即使有瞬间不能忍耐，就会终身羞愧。＂
　　正考甫馋鼎上的铭文说：＂（三次受命）一命时欠身曲背，二命时弯腰鞠躬，三命时俯身如弓。平时我总顺着墙根走，也没有人敢对我加以侮辱。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是在这一个鼎里，以此来度日糊口。＂
　　＂武王十四铭＂，流传的说法是周武王铸刻于青铜器物上之铭文。十四铭中，＂正考甫馋鼎之铭＂明显不是武王时期的器铭。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正考甫是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大夫，几朝元老，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
　　这十四铭，是板桥先生从见过的器物上还是从流传的文章中抄录的？即令全有这些器物，是真器还是假托？这些问题我们无从考究。不过从文章的内容、行文来看，郑板桥见到武王时代真器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大部分是袭用流传文献而假托出自铭文的可能性比较大。
　　《揭古碑》书法是典型的板桥隶体。不同于汉隶之飘逸，郑氏集楷行隶篆的＂六分半书＂具有画意，即作书如画兰之笔意，不过是以隶书为主的面貌出现。
　　《揭古碑》的字是郑板桥所书无疑。郑板桥应是写于纸上，由刻工描摹上石刻成，属于帖刻性质。宋以前，往往是书家直接写于石上，称之为碑刻;宋以后，大部分是帖刻，写于石上的必写＂书丹＂。郑板桥以三绝＂诗、书、画＂闻名天下，石刻书法不是太多，因此《揭古碑》是研究板橋书法的重要石刻，加之又是郑板桥初到淮县任上比较顺利时期所写，故此也是研究郑板桥生平的重要资料。
　　[1]张玉金：《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甘勇良：《大戴礼记研究》，博士论文，2012年。
　　[3]（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