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有选择人生才幸福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我听说＂文化讲坛＂之前来过很多各界名人，是个很有品味的讲坛，荣幸之外又有了一些担心，担心我的到来把这个讲坛的品味弄低了。主办方让我第一个发言，我觉得这个安排很贴心，如果让他们三位先讲，我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对听众而言这个安排也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
　　今天讲坛的主题是＂幸福生活的人文精神＂，我还是从我的工作说起吧。尽管对于什么是幸福生活，不同的人理解会不尽相同，相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也不尽相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普通人的幸福人生愿景里都会包含甜蜜爱情和美满婚姻的元素。《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在当下的中国走红正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的这方面诉求，我听说，不少兄弟台在研发复制类似节目时，在为究竟采用＂男选女＂还是＂女选男＂的模式而纠结，我认为只有＂相互选择＂才好。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有选择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在婚姻这件人生大事面前，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几乎没有选择的，而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姻就一定不幸福，自由恋爱的婚姻就百分之百幸福，但是追求自由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天性，自主选择婚姻也必然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向和标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人的婚姻中，自由恋爱是一种选择，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介绍也是一种选择。再往后，婚介所的出现又多了一种选择。再往后，各种媒体几乎都可以承载征婚的功能，人们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选择越来越多。
　　我认为，每多一种选择就意味着一次进步。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现在选择婚姻的方式多了，为什么离婚率却上升了呢？我认为，离婚作为现代婚姻的选项之一，它的出现和存在恰恰是婚姻质量的保障之一，它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合法和公平的方式结束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封建社会没有离婚，只有休妻，撇开对女性不公平这一层不说，谁能说那个时代的婚姻质量比现在高呢？封建时代的婚姻悲剧正是由于当事人的没有选择，人们既不能选择婚姻对象，更无法选择结束不幸的婚姻。
　　我小时候填履历表里有一栏叫＂出身＂，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家里人告诉我应该填＂干部＂。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干部＂的确切含义和这个出身意味着什么，但是仍然天然地感觉到一种得意。后来当我知道所谓的＂出身＂的真实含义之后，我为我童年无知的得意感到羞愧，我知道了那时中国人的身份是无法选择的。过去我们的命运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你爷爷是农民决定了你爸爸是农民，你是农民，你儿子、孙子都是农民，你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就是农民。
　　在封建时代，我强调一下，我说的是封建时代，不想当农民的途径不多，只有造反——自己当皇帝。显然，这个选项不仅风险太大，而且成功率极低。整部二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上成功者只有几十人。后来有了科举制，不当农民又有了一个风险不大而成功率相对大大提高的新选项。所以直到今天，改变命运的高考制度还在让那么多中国人爱恨交加。而今天的农民不需要高考也一样可以进城务工，虽然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彻底脱离土地的束缚，但是毕竟每年有三亿多农民可以季节性的往返于城乡之间，自由选择谋生的方式。
　　恩格斯曾经说：以财产的不平等取代出身的不平等是人类历史的一次伟大进步。我想，原因就在于财产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而获取，而出身则是无法选择的，所以有选择就意味着进步和幸福感的增加。在我的童年，中国人的生活几乎都没有什么选择。人们拿着差不多的收入，住着差不多大的房子，用差不多一样的交通工具，吃着差不多的食物，穿着差不多款式和颜色的衣服，留着差不多的发型，剃光头的只有两种人：病人和犯人。那个年代是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也可以表述为选择匮乏的年代。
　　让我们再回到《非诚勿扰》。我小时候，刚有电视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频道可选择。现在你家遥控器有多少节目，恐怕没几个人说得清。现在电视观众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讨厌哪个主持人立马可以用遥控器枪毙他。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有些观众有时会想看一看这个主持人到底有多讨厌，收视率反而会因此上升。恕我不便举例了。媒体的进步最直接地体现为观众有了更多选择。刚才我说，《非诚勿扰》在当下的中国走红正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的选择婚姻的诉求，但是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栏目在国内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形成的影响和关注，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相亲的平台。
　　相亲的媒体平台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只有《非诚勿扰》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影响？我认为，每一期《非诚勿扰》展示的，不仅仅是24个单身的美女和5个来征婚的男人，而是通过这一群又一群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展示了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现状和命运，进而呈现出整个时代发展的印迹的宏大社会背景，《非诚勿扰》舞台上男女嘉宾展示和讨论的内容几乎涵盖今天普通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诚勿扰》是一幅当下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我不认为人们喜欢看《非诚勿扰》仅仅是为了看美女或者是看我们三个斗嘴，这个舞台上在两个年轻人是否愿意牵手的背后是他们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我们在几乎每一期节目中都能看到不同话题引发的讨论，这个节目的价值正在于这种讨论，而不是结论，尽管我们三个人程度不同地都一点好为人师的坏毛病，但是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使《非诚勿扰》在实现服务功能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年轻人在这里发出真实可信的声音，在他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倾听自己和别人的真实答案而非标准答案，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自由选择＂和＂真实表达＂我认为是幸福生活的两个重要人文要素，《非诚勿扰》核心的人文精神或许就在于此：每个来到这里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异性和公众面前展示怎样的自我，公众喜爱并关注这个节目也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围观别人的爱情，而是在真实表达渠道相对稀缺的当下可以在关照别人命运的同时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
　　幸福是一个很大的富有哲学意义的话题，我只是电视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操作工，只能谈一点感受层面的东西，关于意义层面的精彩发言，有请下一位男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