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17岁。 家贫。 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用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饺子难以下咽但记忆中他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遗漏了什么还未知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也觉得难看,但撑到上班,仍然穿补丁衣裳,照相去借人家衣服说来都是悲辛。 记忆最深的是17岁冬天,同村邻居亦有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三十多块。他听了心动,两个人约了去运木头,亦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铭刻一样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界,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五点起床,步行40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连骨头缝都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腰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不至于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四个多小时。等前胸后背全是汗了,山顶就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胸口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不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控制着车的平衡。上山四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湿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五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他怀揣一千块钱。一千块钱在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 回家后,母亲看他后背上勒出的一道道紫红的伤痕,放声号啕。 那一千块钱,给家里盖了五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光陰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