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 党和政府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 【演讲词】 敬爱的同志们,我觉得,这里提到高尔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度量的形容词:"伟大的"、"高高的"、"长长的"等等。(笑声) 如果老是过分强调和抬高某一个人物,我们就会使别人的成就和重要性失去光彩,这一点,你们没有想到吗?请相信我:我并不是故意讲漂亮话,也不是装模作样。有许多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不说这些话。打个比喻来说,在这里,我们大家的年龄尽管差别很大,然而都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是读者的事。说明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是批评家的事。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读者对作家的成就的评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正确,甚至比批评家作得还要早。例如,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索波列夫的《大修》、阿夫杰延柯的《我爱》和最近三四年来写成的其他几十部作品。 当然,我并不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宣传"平均主义",这个国家曾经产生、现在还在产生成千的英雄,但是它需要成万的英雄。然而我担心,过分赞扬一些人,会使另一些人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我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产生种种有害的感情和情绪。 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竞争气氛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这种竞争常常代替了竞赛,可是竞争与社会主义竞赛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因为它们根本是彼此对立的。 《大修》的作者索波列夫同志今天说了一句非常有力而又符合事实的话:"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只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一件东西——粗制滥造的权利。" 说得真好! 应该补充一句:党和政府也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教导就是互相交流经验。只能如此,别无其他。 我深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学会互相教导,而且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上反映出来。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彼此间应该不仅只有泛泛之交,还应该用读我们的作品时所应有的那种细心的态度来互相阅读。人是在行动中成长的。我们都看见体育怎样锻炼了人的体格。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认识能力。简单说一句:应该学习。这当然不是新的意见。这是我经常谈起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做的极大可能性。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相互尊重。我们缺乏这一点,应该在我们中间培养这种习惯。 也许有人会说:我自己在我的文学论文中就不够尊重作家的人格。这种责难是不公平的。我有时讲得很激烈,但我不是指责作家,而是指责他的作品。我有点像个体农民那样贪心。我的母亲——苏联文学——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由于我的贪心,我非常希望它能得到很好的礼物。 我看见人家常常把烙铁送给它,我就有点生气,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还享有"粗制滥造的权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文学在我国的重要性,了解我们对读者所负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丢掉这种权利。我认为,对历史资料的集体研究,就是这种忘却自我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会帮助我们对现在的成就和未来的要求理解得更广泛、更深刻。 伊利亚·爱伦堡表示反对集体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误解,由于不知道集体工作在技术上的意义。这种工作并不是向每个作家提出一个规定得很狭隘的任务,例如说写19世纪30年代的鲢鱼或鲈鲋的情况。作家可以从资料中挑选那最适合他个人兴趣和他力能胜任的东西。这种集体工作也许会产生半成品,但是它会给许许多多的人提供很好的材料,供他们进行个人的艺术创作,更主要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们改造成无愧于这个号召我们为全世界、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伟大时代的人。问题就在这里,同志们! 如果说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奠定了全苏联文学界大联合的基础,那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必须开始切实联合起来,使我们的艰巨的工作能获得成绩,并且必须继续这项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项工作,以便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 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鉴赏】 高尔基不仅是苏联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一种符合新的历史时代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高尔基的晚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建设中。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五十多个民族的近六百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一次大检阅,也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这一次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当时,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度过了它的困难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在思想领域,特别是文艺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仍有一定市场,正像高尔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因而,批评错误观点,团结全体作家,建立新的文学,成了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 这篇讲话是高尔基在大会期间多篇演讲中的一篇。开篇以别人在他的名字前常"加一些度量的形容词"为话题,批评了"过分强调和抬高某一个人物"不良风气,指出了它的危害性。表面看来是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但实质上它仅作为一个铺垫引出了他的本意: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讲话紧扣这一话题层层展开,正因为作家是"全苏联文学的孩子","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所以"党和政府也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从而希望广大作家"需要学习互相尊重",需要"集体工作","它会帮助我们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们改造成无愧于这个号召我们为全世界、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伟大时代人"。最终建立一种"为全世界所需的文学"。 通篇演讲气势宏伟,分析透辟,语言准确有力,推理丝丝入扣,逻辑性极强,因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谆谆教诲之中饱含肺腑之言,循循诱导而不离原则,是本篇演讲又一特色。讲话虽是批评为主,但并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饱含真情实感向听众肺腑直陈。他用"我并不是故意讲漂亮话,也不是装模作样"的态度对他人的过分赞扬进行批评:对于作家中存在的一些闹不团结风气,含蓄指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竞争气氛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对"伊利亚·爱伦堡表示反对集体工作",用"我认为这是由于误解"委婉地批驳了他的观点。而在这一切中,高尔基始终是站在党的事业和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在批评"过分赞扬一些人"时一针见血指出它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我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产生种种有害的感情和情绪",在指责某些作家间"竞争"的根源后又鲜明地指出这种竞争"与社会主义竞赛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它们根本是彼此对立的"。在号召作家相互尊重时,又明确这不等于取消批评,而这种批评"不是指责作家,而是指责他的作品"。真可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正是这种坦诚磊落的胸怀,丰富真挚的感情,平易近人的语气加上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听众能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思想交流,起到了教育鼓舞作用。特别是最后他用全苏联文学界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结束全篇,不仅再一次重申了演讲的主题,而且也蕴含着意味深长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