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用经济手段赈灾的智慧

　　宋人赈灾的智慧
　　吴钩
　　中国自古天灾频仍，为应付灾荒、防止灾民流离失所，早在公元前的西周时代，便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赈灾制度，叫做＂荒政＂，由十二项政策构成：散利（发放救济物资）、薄征（减免赋税）；缓刑（暂缓刑罚）；弛力（放宽力役）；舍禁（开禁山泽资源）；去几（停征关市之税）；眚礼（减省吉礼）；杀哀（减省凶礼）；蕃乐（停止娱乐）；多婚（鼓励婚育）；索鬼神（向神灵祈祷）；除盗贼。
　　到了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宋王朝，由于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也更加密集，两宋三百余年，单就史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其中浙江一带发生了130多次，是水患最厉害的地方。宋朝的荒政也因此更加完备，中国第一部救荒专书《救荒活民书》，便诞生在南宋。
　　一千年前还没有公共媒体，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灾荒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现代人遇到水灾什么的，可以在微博上呼救，但古人无法这么做。怎么办？政府便鼓励民众＂诉灾＂，并立法规定，地方官府若阻止民众＂诉灾＂，即＂举劾之＂。为防止地方官员隐瞒灾情，宋人还提出，对夸大灾情的地方官，朝廷可不予追究；对掩饰灾荒者，则坐其罪。
　　灾情核实之后，政府就必须立即启动荒政。宋代的赈灾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是第一时间的赈济，包括＂赈给＂，即向灾民无偿放发粮食及生活必需品，这主要针对赤贫、老幼疾病不能自存之人；＂赈粜＂，即启动粮食储备，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给市民；＂赈贷＂，即免息或低息借粮、借钱给受灾民众，助其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军赈＂，宋朝将赈灾与募兵制结合起来，每有灾荒发生，则派人招募流离失所的饥民入伍，＂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p#分页标题#e#
　　灾后生产与秩序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时间的赈济之后，便进入荒政的第二阶段了，包括＂倚阁＂，即对受灾民众暂缓征税，今年的赋税暂停了，合并到明年；＂免役＂，即免去灾民的服役义务；＂蠲免＂，将灾民应征的赋税以及拖欠官府的贷款干脆免除了。宋朝的税率较高，但国家提供的社会救济也最为完备，有点＂左翼国家＂的色彩；宋朝也经常蠲免赋税，宋人说，＂宋以仁立国，蠲租已责之事视前代尤为过之，而中兴后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盗贼、逃移、倚阁钱谷，则以诏旨径直蠲除，无岁无之，殆不胜书＂；＂宽禁捕＂，对灾民因为饥饿、情急而做出的一些轻罪行为，比如盗抢食物、出于表达不满的过激举动等，给予宽免刑罚；＂停作乐＂，官方停止娱乐活动，如北宋皇佑元年春，宋仁宗＂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停作乐＂。灾荒严重时，皇帝还要下诏罪己，以示承担政治责任。
　　这些赈灾政策组合，基本上都在传统荒政范围内。宋代比较有现代气息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p#分页标题#e#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察系统反应灵敏、运作正常，如果无人出来弹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p#分页标题#e#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赵忭在越州赈灾，也使用过范仲淹的＂凯恩斯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置配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手段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想来，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