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瓷约创烧于五代,发展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在南宋晚期衰退的同时发生巨大转变,元代以后主流青白瓷产品被卵白釉等瓷器所取代,但其生产一直延及明清时期。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的青白瓷胎釉质量精细,被称为"饶玉",其产品装饰以刻划花为主,印花装饰在南宋中期以后渐趋流行。纹饰题材以莲荷、牡丹、菊花等为主,手法简练,技巧娴熟。在装烧方法上,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以仰烧法为主,南宋中期以后逐渐为芒口覆烧法所取代[1]。 青白瓷的生产以景德镇的湖田等窑场为核心,不仅生产规模庞大、窑业发展序列完整,而且质量高超,尤其是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期青白瓷鼎盛时期的产品,其胎体薄而透光,釉色莹润亮丽,釉质如玉,釉面晶莹碧透,造型秀美精巧,被称为影青瓷器,这部分高质量瓷器目前发现主要限于在景德镇地区烧造。 青白瓷是两宋时期南方地区产品流布极广、窑业烧造规模极为庞大的一个瓷器种类。江西地区除窑业的核心景德镇以外,在纵贯整个江西南北的赣江流域及其支流如抚河等流域均有广泛的分布,并且在赣江上游的赣州七里镇、吉州永和镇、抚河流域的南丰白舍等地形成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质量也仅次于景德镇地区,成为青白瓷生产的次级生产区域。 在江西以外,整个东南地区,均有青白瓷窑址分布,包括长江沿线的安徽、湖北、湖南,以及更往南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尤其是福建省,从靠近江西地区的闽西北内陆延及闽东南江海,几乎整个省域内均有生产青白瓷的窑场存在,并且在德化、闽清一带,生产的规模相当庞大,广泛地出口于这一时期的海外市场,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海外市场,福建的青白瓷构成了主流。 21世纪以来的青白瓷窑址考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早期青白瓷窑址的发 掘与青白瓷起源研究 青白瓷大约在五代前后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窑址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的江西、安徽与湖北境内,分别于江西的景德镇、安徽的繁昌、湖北的武汉一带初步形成新的窑业中心。湖北地区的青白瓷窑址主要集中在鄂东武汉与鄂州交界的梁子湖地区,窑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末,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等单位多次对区域内窑址进行详细调查,其中以梁子湖区域最为集中,1992年调查共发现窑业堆积超过85处,并对典型的窑址进行了发掘。产品以青瓷与青白瓷为主,时代兴起于唐末五代,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为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停烧。龙窑烧造,漏斗形匣钵装烧[2]。正式的考古与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本世纪景德镇与繁昌两地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成果。 1.景德镇地区早期青白瓷窑址考古 探索青白瓷的起源及景德镇地区早期窑业的面貌,一直是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过多年的调查,可以确认景德镇浮梁县境内的南河流域集中了较多的早期窑址,是景德镇制瓷业初创时期的主要生产中心。以此为中心,北京大学、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大学等单位对这一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与系统调查。 2012 2013年,对景德镇兰田窑进行了主动发掘。本次发掘以万窑坞窑址(A区)为主,并对临近的柏树下(B区)、大金坞(C区)两处窑址进行了调查试掘,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首次全面、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遗物,极大丰富了对景德镇早期制瓷业的认识。 万窑坞窑址清理了包括一座窑炉在内的丰富遗迹,出土数以吨计的大批各时期瓷器和窑具。 窑炉为典型的南方斜坡状长条形龙窑,由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室、窑门等构成,残长不到30米,窑室内整齐密集放置近筒形的支烧具,以明火裸烧为主。万窑坞发现的窑炉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且保存最完好的砖砌窑炉,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早期形态的空白。 万窑坞的产品包括青黄釉、青灰釉和白釉瓷器等几类,其中在晚唐的第一期,以青黄色釉占绝大多数,少量的酱色釉,在唐末五代初的第二期青黄色仍旧占绝大多数,新出现9. 7%青灰釉器物和4.6%白釉器物。此后青黄色的比例不断下降,而青灰釉与白釉器物的比例不断上升,在北宋早期的第五期,青黄釉器物比例下降至约占54.7%;青灰釉器物和白釉器物的比例分别增加到为23 .1%及22 .2%。 在装烧工艺上,第一期主要以明火裸烧为主;第二期开始出现漏斗状匣钵与垫饼等窑具,用于精细白瓷的单件装烧;第三期以后使用匣钵装烧的比例超过了裸烧,成为了此后的装烧主流[3]。 柏树下窑址只做了小范围的试掘,发现了龙窑炉一条,唐代晚期产品均为青黄色釉,器形单一,均为明火裸烧;唐末至五代早期以青黄釉为主,新出现青灰釉和白釉瓷器,但数量较少,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盏、执壶、罐等少数几种器物为主,装烧上少量白釉器物为漏斗形匣钵单件装烧[4]。 除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以外,2009年12月,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人员为配合"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窑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需要,调查了景德镇湘湖镇进坑村湖田窑址和陶院西侧五代窑址[5]。 2014年7 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湘湖一带9 -10世紀窑业进行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集中调查的区域为景德镇浮梁县境内的南河、小南河流域,并涉及少量东河流域窑址,共调查、试掘窑址50多处[6](图一)。 通过对景德镇南河流域一系列正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基本上可以确定景德镇地区早期窑业的发展与青白瓷的起源过程。 首先,在窑炉技术上,理清了窑炉的变化过程:从乐平南窑清理的晚唐窑炉[7]、万窑坞唐末至五代时期窑炉与浮梁盈田凤凰山窑址清理的北宋早期窑炉的对比,可以看出从晚唐到北宋时期景德镇地区窑炉发展的明显变化:首先是长度从较长变得比较短。其中南窑为近80米,万窑坞为不到30米,而凤凰山长度仅为(斜长)15. 75米。其次是坡度从较平缓变得较陡,南窑坡度为10 -13。,万窑坞为19-23.5。,凤凰山为23… 其次,在匣钵装烧上,理清了漏斗状匣钵的出现与使用过程:伴随着唐末五代早期白瓷的出现及窑炉的缩短,其装烧方式也由泥点间隔、置于支烧具上明火裸烧为主逐步演变成以漏斗状匣钵泥饼垫烧为主。早期的漏斗状匣钵主要使用于较精细的白瓷烧造上。 第三,在产品面貌上,理清了青白瓷出现的过程:南窑全部是青瓷,万窑坞为青瓷与白瓷混烧(图二),而凤凰山则以白瓷、青白瓷为主。由此可见景德镇早期窑炉的这种变化趋势是为了适应产品种类的变化而发生的窑炉形制的变迁。 第四,基本确定了青白瓷的出现时代。大约在唐末至五代初期景德镇地区开始烧造青瓷的同时烧造白瓷,由于其釉料配方中含铁量较高,因此白釉泛青,而与北方的白瓷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由于本土的原料所限定的、原本属于瑕疵的不青不白的釉色在南方地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由此在北宋时期成为刻意追求的新瓷器品种,并在北宋晚期完全成熟,形成一种近似透影的影青瓷器。 第五,确定了其技术来源。包括南窑、兰田窑在内的晚唐时期景德镇早期窑业,无论是窑炉结构、装烧工艺,还是产品的胎釉特征、器形、装饰等,都与越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末五代初期伴随着白中泛青的白瓷出现,窑炉亦相应地缩短,出现了以泥饼垫烧放置在漏斗状匣钵中单件装烧的工艺,这种技术来源于北方的白瓷烧造中心定窑等窑场,因此景德镇的青白瓷是在融合了南方越窑青瓷技术与北方定窑白瓷技术的基础上诞生的一个全新瓷器品种。2繁昌地区早期青白瓷窑址考古 繁昌窑位于安徽省繁昌县城关镇南效与西效的丘陵山坡上,长江的东岸边,包括柯家冲、骆冲、张塘、半边街和柳墩等数个地点。其中以南效城关镇高潮村柯家冲自然村的哥家冲窑址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是繁昌窑的中心窑场[8]。 繁昌窑于1955年首先发现于繁昌柯家冲,1958年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第一次调查与试掘,发现龙窑炉一座,1978年、1982年、1983年安徽省博物馆先后三次对窑址进行调查、试掘,1987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进行了一次调查。199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古陶瓷学会年会在繁昌的召开对窑址进行了局部清理。1996年对骆冲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龙窑炉遗迹,出土大量的青白瓷标本。但是,直至20世纪末,试掘资料大多未经系统的整理与发表,因此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9]。 为了推动繁昌窑研究、深化认识遗址文化内涵、弄清窑场布局和功能分区,同时为遗址文化公园展示、建设提供考古学支撑,本世纪以来,先后进行了两次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第一次是在2002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柯家冲窑址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的发掘,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揭露了龙窑窑炉l条、作坊基址l处、淘洗池遗迹2处以及排水沟、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各种瓷器、窑具标本。窑炉长52.15米,近似于弧形,由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室、窑门、窑尾等构成,窑室内保存有大量的匣钵。瓷器主要是青白瓷,包括碗、盏、碟、盘、执壶、罐、盒、炉、盏托等。青白釉大多釉面均净,玻璃质感强,早期青白瓷质量较好,胎色洁白,釉色纯正,制作规整,晚期则胎质变粗,色泽泛黄,制作也渐趋粗糙。窑具主要是匣钵、匣钵盖、垫饼等。匣钵以漏斗状占绝大多数,内底通常留有垫饼垫烧的痕迹。垫饼主要是不规则的陶质实心小圆饼(图三)。 窑址共分成五代、北宋早期、北宋中期三个发掘时期。 这是繁昌窑首次揭露了完整的龙窑窑炉;首次揭露包括窑炉、作坊遗迹和原料产地等在内的完整窑场布局;也是首次从地层上系统地揭示了繁昌窑的兴衰过程:出现于五代前后,兴盛于北宋早期,北宋中期以后衰落并逐渐停烧[10]。 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是在20132015年,发掘面积1700多平方米,除了柯家冲以外,还在骆冲地区亦发掘了近300平方米[11]。 其中在柯家冲发现了2座龙窑,Y2保存较好,通斜长38.75米、净宽2-3米、坡度5 °-23.5°。由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室、窑尾排烟室与窑门构成,窑门4个,南北各2处,窑室内多处保留有成排的匣钵或匣钵窝、青白瓷器和灰烬等。窑顶覆盖窑棚。作坊区由原料加工区与成型区两部分构成,其中成型區有房址及房址内的贮泥池、辘轳坑等,原料加工区则有淘洗池等,另外在作坊区周边还发现了道路、车辙、工棚、窑棚等辅助设施,由此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窑场格局。这是目前为止繁昌窑揭露的最为完整的窑场布局。 出土的标本以青白瓷为主,其次是各种类型的窑具。青白瓷器主要有碗、盏、碟、盘、钵、温碗、壶、罐、盒、香炉、砚和瓷塑玩具等。窑具主要是匣钵、垫饼、垫圈和固定匣钵柱的窑柱等,匣钵主要呈漏斗状。产品按特征可以分成五代、北宋早中期两个时期。早期的青白瓷产品釉色浅淡纯正,白中微泛青色,白胎略泛青灰,结构致密,器形规整,整体风格与骆冲窑遗址出土的青白瓷器类似。后期的青白瓷釉色泛黄、泛绿或泛青,开片比例高于早期,制作工艺略显粗疏,器形特征与2002年繁昌窑遗址发掘划分的二、三期器物相似[12]。 骆冲窑址位于繁昌县城西郊,发掘龙窑l座,房址l处,瓷片废品堆积亦进行了解剖发掘。除火膛外,龙窑基本保存完整,呈南北向,斜长26.4米,宽2.25-2.6米,发现4处窑门,错位分布。窑室坡度为14。19…窑室内发现了4道隔墙,将窑室分为5段。窑身西侧发现了龙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路面,局部用残窑砖铺垫。出土大量的青白瓷器、窑具。青白瓷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碟、盘、盏、温碗、壶、粉盒、枕及动物形小玩具等。白胎,胎质细腻。釉色浅淡,略泛青,部分明显偏白,亦有小部分泛黄或偏青,釉面光亮莹润,开片较少。窑具数量较多,主要有匣钵、匣钵盖、垫饼等。匣钵以漏斗形匣钵为主。骆冲窑遗址青白瓷烧造的持续时间不长,应为五代至北宋早期。与其他繁昌窑遗址相比,骆冲窑遗址出土青白瓷器的釉色、瓷胎原料加工和装烧工艺均处于领先水平[13]。 2013 2014年,在发掘的同时,对窑址群进行了系统的调查[14]。 这样,经过大规模的发掘与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繁昌窑的面貌基本理清: 繁昌境内五代至北宋时期青白瓷窑场主要集中分布于繁昌县城西、南郊,尤其以柯冲窑为代表的南郊分布规模最大;早期的窑场主要集中在骆冲与柯家冲窑的早期阶段,柯冲窑是繁昌窑规模最大、窑炉最集中的窑场,其他周边窑场规模小、时代更晚;柯家沖窑场专烧青白瓷,其窑炉技术、装烧工艺、原料及主要产品类型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17处窑址堆积同期产品造型、胎釉高度一致;北宋早、中期是繁昌窑的兴盛时期,北宋中晚期开始衰落,全面停烧的时间当在北宋晚期[15]。 而从窑炉、窑具、装烧工艺、产品面貌等特征来看,其技术来源当与景德镇相似,系融合了南北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二、青白瓷鼎盛时期 景德镇窑址的发掘研究 景德镇境内的瓷窑遗址可以分为市区、南河区、小南河区和东河区等四个区域,其中市区主要为明清御窑厂区,南河及小南河区主要是宋元时期窑业区,东河流域则主要是明清民窑青花瓷业区。因此鼎盛时期的青白瓷窑场主要集中在南河流域,沿南河而下,有塘下、湘湖、石虎湾、黄泥头、湖田、杨梅亭、三宝蓬等著名窑址,其中湖田窑是最典型的一处。湖田窑址位于景德镇市区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镇湖田村。湖田窑从五代时期开始生产青瓷与白瓷,白瓷胎质致密,透光性好,质量上乘。入宋以后,又成功烧制了青白瓷,胎釉介于青、白瓷之间,白中闪青,青中泛白,色质如玉。 湖田窑早在宋人的《夷坚志》、《陶记》等文献即已出现,上个世纪30 80年代初期,近现代学者对窑址进行了零星的调查与试掘。在野外考古工作的同时,学者还对出土青白瓷的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学术界对湖田窑逐渐形成了初步的认识。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湖田窑逐步进入了科学考古发掘研究时期。从1988年开始,截至1999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0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出残窑炉作坊等遗迹,出土大量的青白瓷器,时间涵盖五代至明代的各个时期,其中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是青白瓷的鼎盛时期。1992-1993年还对窑址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16]。 虽然相关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最后10多年内,但相关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则主要集中在21世纪。 21世纪以来,配合基建做了一些抢救性的发掘,主要有2006年为了配合景德镇南环段高速公路的基本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道塘里与铜锣山窑址进行的发掘(图四)。 其中道塘里窑址清理出作坊和窑炉遗迹,窑炉为龙窑,长18.25、宽2.6-2.8米,由排水暗沟、窑前工作室、火门、火膛、窑床、排烟室几部分组成。铜锣山窑址揭露作坊遗迹l处,练泥池1个。两处窑址的产品面貌接近,出土器物非常丰富,包括各种瓷器产品与窑具。青白釉瓷器数量最多,兼烧少量的青釉、酱釉瓷器。青白瓷器形多样,有执壶、碗、盘、碟、水盂、盏、酒台、杯、器盖、佛像等。使用漏斗形匣钵装烧为主。这两处窑址是景德镇地区北宋早中期以烧造青白釉瓷为主,兼烧少量青釉、酱釉瓷器的综合性窑址,其上限在北宋早期或可早到五代晚期,下限当在北宋中期,对于探索青白瓷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17]。 此外,2015 2016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湖田古瓷窑址宋元明保护房拟扩建区域进行发掘,揭露出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的元代窑业烧成区遗迹与制瓷作坊区遗迹,发现宋、元、明三个时期地层叠压关系,并出土大量瓷片与窑具标本,湖田窑首次发现元代的葫芦窑。 湖田以外地区,景德镇地区与两宋时期青白瓷相关的工作包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在盈田村发掘了凤凰山窑址、2014年北京大学等单位在湘湖地区调查时清理了北宋中晚期的窑炉、2012 2015年北京大学等单位在市区持续发掘落马桥窑址等[18]。 凤凰山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盈田村委山脚下自然村西南侧凤凰山的西北山坡上,西北300米是南河,这一带沿南河两岸窑址密布,水上交通便利,又靠近瓷土产地——进坑瓷土矿,资源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在山脚下村附近发现6处窑业遗存,是景德镇地区宋代主烧青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2006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揭露出龙窑l座、作坊遗迹l间,出土了大批青釉、酱釉、青白釉瓷器和窑具标本。龙窑由窑前工作室、火门、火膛、窑床、窑尾出烟室、窑尾挡土墙等几部分组成,通斜长15 .75米。出土的瓷器产品中,青釉与酱釉瓷器较少,而以青白瓷为主,占出土遗物中瓷器的绝大部分,器形种类不多,以执壶为大宗,占90%以上,此外亦有少量的碗、碟类器物。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垫具和窑撑等,匣钵分为圆筒状与漏斗状两种。浮梁凤凰山窑址是一座北宋中晚期以烧制青白釉执壶为主的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窑场[19]。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湘湖地区的调查中,于柳家湾金家坞清理了北宋中晚期的龙窑炉一条,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室、窑尾出烟室等组成,通斜长17.2、宽0.623.26米,出土了一批高质量的青白瓷器[20]。 通过对上世纪湖田窑发掘材料的整理研究以及新世纪以来景德镇地区青白瓷窑址发掘与整理研究,基本理清了湖田窑的窑业内涵: 首先,景德镇的湖田地区是两宋时期青白瓷窑业的重要的生产中心,规模大、质量佳、档次高、发展序列完整,并且基本理清了湖田窑各时代窑业堆积的分布区域,其中这一地区的北宋遗存分布最广,堆积最厚。 其次,通过地层与类型学对湖田窑的堆积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分期,对湖田窑发展史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其中的两宋时期产品质量高超,同时从出土的文字材料来看,应该为皇家生产过贡瓷。 第三,揭示了鼎盛时期青白瓷的基本面貌。产品种类极其丰富,造型多样,包括生活用瓷、文娱陈设瓷和杂器等。生活用瓷有碗、盘、盆、钵、碟、盏、盏托、杯、罐、瓶、执壶、温碗、渣头、洗、碗、炉、灯、灯盏、薰炉等,文娱陈设用瓷有鸟食罐、花盆、印章、砚台、砚滴、人物塑像等。产品质量高超,胎体轻薄、胎质细腻坚致、胎色洁白,釉色白中泛青、青中泛黄,釉面均净通透,整体胎釉晶莹如玉(图五)。 第四,揭露了大批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这些作坊遗迹包括房基、路面、水沟、淘洗池、陈腐池、练泥池、蓄泥、晾坯台、辘轳坑、釉料缸等,为探索湖田窑的工艺流程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第五,出土了极为丰富的装烧与制瓷工具。装烧窑具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匣钵与垫饼,匣钵以漏斗状为主(图六)。制瓷工具包括轴顶碗、荡箍、拍子、母范、子范、碾轮、碾槽等,为研究宋元湖田窑装烧与制作工艺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21]。 三、景德镇以外地区两宋及以后青白瓷窑址的发掘研究 1.江西地区 江西地区青白瓷窑址的分布相当广泛,除景德镇地区以外,在整个赣江流域以及赣江的支流均有分布。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发掘工作有赣江上游的七里镇窑址、永和镇窑址、抚河流域的南丰白舍窑址。 为配合国保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确定七里镇窑址制瓷年代与各时代产品风格,2014 2015年对赖屋岭、周屋坞两处地点进行了发掘。两个地点均清理了龙窑炉遗迹,出土了大量瓷器产品和匣钵、垫饼等装烧工具。瓷器主要有五代时期的青瓷、北宋早期的乳白瓷、北宋至南宋时期的青白瓷与酱釉瓷、南宋至元代的黑釉瓷等五个品种。青白瓷在两宋时期占有相当的比例,整体上胎体较厚,青白色釉透光性较差[22](图七)。 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处综合性窑场,创烧于晚唐,发展于五代,盛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代衰落。生产品种繁多,有青釉、白釉、黑釉、白釉彩绘、绿釉和雕塑瓷等,是我国古代黑釉瓷的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青白瓷窑系的重要窑场。为了全面深入研究吉州窑,2006年开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了吉州窑的全面系统调查与发掘研究工作:20062007年,采用遥感考古技术对吉州窑遗址进行考古勘探;2008年,配合永和改线段工程所涉及的吉州窑遗址外围边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了明代中晚期到清末民国时期的灰坑3个、池子1个、釉陶缸3个等遗迹,出土了包括两宋青白瓷在内的唐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瓷器产品;2012年对尹家岭窑址、陶瓷厂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露了釉料缸、贮泥池、辘轳坑等作坊遗迹;2012 2013年对东昌路改造工程路段涉及的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露了大量的作坊遗迹;2014年6月,吉安县永和镇尹家村村民在吉州窑遗址西北面新建尹家祠堂,施工地面暴露了一批种类较为丰富的吉州窑瓷器标本,考古队对吉州窑尹家祠堂遗址进行了地面调查和遗物采集;2016年4月,在吉州窑考古队对茅庵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之时,吉安县永和镇永和村尹家村北面吉州窑遗址窑门岭堆积东南发现北宋时期的原生窑业堆积。产品种类有青白釉、酱黑釉、白釉、绿釉、黄釉、素胎器、釉陶、窑具以及青釉等。不仅出土青白釉瓷器,而且确认吉州窑门岭窑址为以烧造青白釉和綠釉、黄釉器为主的窑场,其中青白釉占采集标本的32%。可辨器形有壶流、壶底、盆、碗底、盏、洗、碟、炉等。吉州窑区域出土的两宋青白瓷,发掘领队张文江先生将其分成三个类型:甲类青白釉瓷胎质细腻,釉色灰白,釉层较薄,采用漏斗形匣钵泥饼垫烧,生产年代主要为北宋时期,广泛分布在吉州窑窑址,是北宋时期的主要生产品种;乙类青白釉瓷器胎质细腻洁白,釉色莹润,主要是南宋时期产品,可能是客货,景德镇生产的可能性最大,分布地点比较广;丙类青白釉瓷器胎质灰,釉色白中泛灰,主要在茅庵岭窑址出土,与邻近的宁都、抚州一带的青白瓷比较类似,目前难以断定其属性[23]。 江西的抚河流域是两宋时期青白瓷的重要生产区域,其中在南丰白舍形成庞大的窑场。该窑址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经过多次调查与小规模试掘,1998-1999年对南丰白舍窑饶家山窑址的两处堆积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2000年以来对考古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出版相关报告。发掘揭露了一条龙窑炉以及丰富的作坊遗迹,出土大量的瓷器产品与窑具。确定白舍窑是以烧造青白瓷为主体的大型窑场。北宋中晚期是其兴盛时期,北宋末至南宋早期衰落。兴盛时期的青白瓷釉色多泛白,胎质致密,质量较高,部分泛灰或泛青;南宋初期以后胎质粗疏,釉色泛黄而干枯。北宋中晚期以漏斗形匣钵单件装烧,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泥饼垫烧。北宋末至南宋,流行涩圈叠烧[24]。鼎盛时期的白舍窑产品质量极高,仅次于景德镇地区,以往常被误认为是湖田窑产品。 2.福建地区 福建地区的青白瓷生产区域广泛,规模庞大,产品数量众多,持续时间长,是仅次于江西地区的青白瓷烧造区域。 2000年以来,先后发掘的重要青白瓷窑址有: 2003年南安市格仔口宋代窑址、南安市仑坪廓宋代窑址,2004年德化祖龙宫元明窑址、莆田古松柏山宋元窑址[25],2009-2010年闽清捆蛇垱、二师傅岗宋代窑址,2010年闽侯碗窑山宋代窑址[26],2014 2015年闽清下窑岗元代窑址[27](图八),2016 2017年将乐碗碟墩一号窑址[28](图九、图十),2017 2018年将乐县南口下瑶窑址,2018年的建宁县澜溪窑址(图十一)等。 福建地区的青白瓷窑址,出现时间比较晚,整体上在北宋中晚期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南宋时期规模庞大,一直延及元明时期。窑业技术主要来自于景德镇地区,使用龙窑烧造,在南宋及元明时期出现分室龙窑;北宋及南宋早期主要使用漏斗状匣钵,匣钵与器物之间使用泥质垫饼垫烧,南宋早期以后广泛使用芒口覆烧技术;北宋及南宋早期流行刻划花工艺,南宋早期以后则流行印花工艺。产品质量一般,胎质粗细不一,釉色泛白,釉面干枯而缺乏莹润感。其产品除供应本地市场及国内市场之外,大量外销也是其一大特征,在海外的沉船、遗址中有大量的福建产青白瓷出水与出土,因此海外出口应该是支撑其窑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广西地区 两广尤其是两广交界地区,是青白瓷窑址的重要分布区。 广西的窑址大致以海洋岭、大瑶山、莲花岭为线,形成两大釉色系:以西为青瓷,以东为青白瓷。青白瓷窑址主要集中在西江流域,共有10多处窑址,时代主要集中在两宋时期,廷及元代。其在北宋早期即已出现,是国内最早生产青白瓷窑址的地区之一,北宋中晚期至南早期为兴盛时期,在南宋中晚期以后逐渐衰落,也是最早走向衰落的青白瓷窑场。装烧上,均为长条形龙窑,主要以漏斗形匣钵装烧,一钵一器仰烧,足内底有小圆形垫饼,基本没有发现覆烧工艺[29]。按产品面貌可分成两个类型:一是以桂平西山窑为代表,以素面为主,少量刻划花,釉色不稳定,偏黄或灰;二是以城关窑为代表,刻划花和印花流行,后期出现点褐彩。北宋早中期青白瓷技术源于景德镇青白瓷技术,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青白瓷印花技术与广东潮州窑具有更多相似性。 广西地区青白瓷窑址正式的考古工作并不多,多为调查,新世纪以来广西考古所与四川大学等单位联合对北部湾的青白瓷窑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将伟杨窑、岭垌窑、土东窑三处窑场划定为时代相继、风格各异的青白瓷窑场代表:伟杨窑是早期青白瓷窑场的代表,釉色泛灰蓝,器形较单一;岭垌窑器物轻薄精巧,釉色青白莹润,纹饰繁缛精美,是广西青白瓷烧造技术鼎盛时期的代表窑场之一;土东窑器物则较为粗率,胎体稍厚、纹饰潦草,风格迥异于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址,反映了广西青白瓷技术的衰落[30]。 4广东地区 广东地区唐宋时期制瓷业总体上以烧造青瓷为主,在北宋时期新增烧造青白瓷的窑场,南宋时期广东地区的制瓷业有所衰退,产品器物种类比前期减少,品种仍以青瓷为主,但青白瓷和青釉褐彩瓷数量有所增加,青白瓷多成为窑场兼烧的品种之一。广东地区烧造青白瓷的窑场主要以粤东的潮州窑、粤中的西村窑为主,惠州窑亦兼烧。北宋时期主要以漏斗形匣钵单件仰烧,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泥饼间隔;南宋时期出现覆烧技术,但生产这种芒口瓷器的窑址只见于梅县瑶上和龙颈坑等少数窑址,应该是受景德镇技术影响而出现[31]。 新世纪以来广东地区青白瓷窑址考古工作并不多。 5湖南地区 湖南地区的青白瓷生产,主要分布在湘东醴陵丘陵地带,使用龙窑芒口覆烧,部分烧制青白瓷的窑口还用涩圈叠烧法仿烧龙泉窑以厚胎厚釉为特征的青瓷。时代上,出现于南宋后期,盛于宋元之际,衰于元末。产品以碗、盤、碟类日用器物为主,亦有执壶、炉、塑像等。一般胎质较粗、胎色较深,青白釉泛灰,质量一般;装饰上主要使用印花技法。新世纪以来先后发掘了四处窑址:2010年醴陵唐家坳宋元窑址[32]、2013 2014年益阳羊舞岭宋元窑址[33](图十二、图十三)、2015年醴陵钟鼓堂元代窑址、2016 2017年浏阳盐泉宋元窑址。清理了龙窑炉与作坊遗迹,出土大量的青白瓷器与窑具,理清了湖南地区青白瓷生产的基本窑业面貌。 6.浙江地区 浙江是瓷器的起源地,其主流窑业从夏商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持续至明代中期左右,先后形成了越窑、龙泉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一系列著名窑口,以生产青瓷为主体,部分窑场兼烧黑釉等瓷器。而在与福建、江西交界的浙西地区,则有受两省影响而形成的窑场,其中青白瓷是重要的窑业之一。浙江的青白瓷窑址主要分布于江山的碗窑、泰顺与文成交界的珊溪水库、临安的天目山南麓等,分别在这些地区形成较大的窑址集群;此外,在金华、苍南等地,亦有小规模的生产。江山碗窑、泰顺的玉塔与下革等窑址均在20世纪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基本理清了浙江青白瓷生产的时空特征。浙江的青白瓷约出现于北宋中晚期,兴盛于南宋时期,元代基本停烧。产品质量多泛灰色或青色,质量一般。北宋至南宋早期以漏斗状匣钵单件仰烧为主,器物与匣钵之间使用泥饼垫烧,流行刻划花装饰;南宋中期以后以芒口覆烧为主,流行印花装饰。其中泰顺玉塔(图十四)、江山的桐坞等窑址质量较高。 新世纪以来浙江青白瓷窑址考古工作不多。2012年,我们在龙泉大窑地区进行窑址调查与发掘时,在垟岙头发现了一处烧造青白瓷的窑场,时代为南宋,印花为主,釉色青灰(图十五)。这是首次在龙泉窑核心区域发现生产青瓷之外的产品的窑场。 2013年3月至4月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安市文物馆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联合对天目溪流域瓷窑址进行了复查和系统调查,采集了一批瓷器标本,以青白瓷为主,少量的黑釉瓷器[34](图十六)。 四、关于青白瓷起源的思考 早期青白瓷窑址的发掘与研究、青白瓷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初步确立,是本世纪以来青白瓷窑址考古的最大收获。但关于青白瓷的起源,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许多学者认为繁昌窑是青白瓷的起源地与早期生产中心,在北宋影响景德镇并形成新的中心。 黄义军认为,五代前后南方地区在仿制北方白瓷的过程中,由于当地特有的瓷土资源,一开始就容易烧出釉色偏青的瓷器,即青白瓷。这种瓷器釉中的铁与氧化钙的含量较高,铁主要来自于瓷土中,氧化钙则是来自于越窑传统的人工配制,后者使釉更加透明。青白瓷在釉的配方上继承了南方越窑的钙釉技术传统,釉层清澈透明,不同于北方白瓷的半透明色调。青白瓷的青色是釉层本身的颜色,是釉中铁成份在还原气氛下呈色的效果[35]。也就是说,南方的青白瓷一开始是因本地瓷土资源所带来的一种偶然、并非刻意追求的产品。通观景德镇地区出土的五代前后白瓷产品,部分泛相当程度的青绿色,与晚期的青白瓷无异。因此五代前后的白中泛青的瓷器,并非是繁昌独有。 张文江认为,目前见于报道的最早生产青白瓷的五代窑址有湖北青山、安徽繁昌两地,青山窑址的主要产品是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酱釉瓷,其中可明确判定为五代时期的产品是青瓷和酱釉瓷,大量釉色统一的青白瓷要晚到北宋中期以后。繁昌窑早期就已开始使用一器一匣的装烧工艺,虽然保留有五代的支钉叠烧法,但五代时期的支钉细密,而且没有采用匣钵装烧,因为同时期的景德镇湖田窑仍以支钉叠烧为主,各地五代墓葬出土的瓷器也是采用支钉叠烧,所以繁昌窑的时代不一定能早至五代,应该是在北宋初期,甚至有可能是北宋中期[36]。 换言之,能早到五代至北宋早期的生产南方白瓷或青白瓷的窑址,目前主要集中在景德镇地区。这也意味着,青白瓷的起源地与发展中心,一直是景德镇地区。 但景德镇地区从五代的白瓷如何转向北宋中晚期真正的青白瓷,这个过程仍旧不是十分清晰,北宋早期青白瓷窑址考古,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其中的铜锣山与道塘里一带窑址,可能对于探索青白瓷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3 7]。 (志谢: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栗建安、羊泽林、张文江、刘龙、肖发标、张兴国、杨宁波、何安益、朱晓东等先生在实地考察以及图、文写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1]陈雨前:《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中国陶瓷》2007年第6期。 [2]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城市五处古窑址的调查》,《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武汉市文物处文物普查队《武汉市武昌县湖泗窑址的初步调查》,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 98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第5期;武汉市博物馆《湖北武汉江夏区王麻窑址1 9881 996年的发掘》,《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3]秦大树等:《景德镇早期窑业的探索——兰田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项坤鹏等《景德镇南河流域三步园、焦坑坞、白虎湾窑址调查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5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市兰田村大金坞窑址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市兰田村柏树下窑址调查与试掘》,《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5]曾令怡《景德镇市湘湖镇陶瓷学院西侧窑址调查简报》,《中国陶瓷工业》201 2年6月第1 9卷第5期;邱莉:《景德镇湘湖五代窑址调查简报》,《大众文艺》201 2年20期;程彩虹:《景德镇五代白瓷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 2年。 [6]秦大树、李颖翀:《景德镇湘湖地区早期窑业调查与试掘的主要收获》,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景德镇南窑考古发掘与研究-2014年南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 5年。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乐平南窑窑址调查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 0期。张文江等《江西景德镇南窑》,《201 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 4年。 [8]陈衍麟《安徽繁昌柯家村窑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安徽繁昌窑遗址考古队《安徽繁昌窑遗址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 0年。 [9]杨玉璋等:《安徽繁昌窑研究新进展》,《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 《安徽繁昌柯家冲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4期;安徽繁昌窑遗址考古队《安徽繁昌窑遗址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 0年。 [1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繁昌窑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27日第008版。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 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 6年第5期。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繁昌窑窑址分布调查简报》,《东南文物》201 6年第1期。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繁昌窑窑址分布调查简报》,《东南文物》201 6年第1期。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景德镇湖田窑1 988 1 999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竟成铜锣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 0期。 [18]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 [1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浮梁凤凰山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 2期。 [20]秦大树等:《江西景德镇湘湖地区早期窑业调查与试掘》,见《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 5年;秦大树、李颖翀:《景德镇湘湖地区早期窑业调查与试掘的主要收获》,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景德镇南窑考古发掘与研究-2014年南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 5年。 [2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景德镇湖田窑1 988 1 999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22]肖发标等:《破解宋代龙窑建造技术之谜——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址考古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27日第004版。 [23]张文江等:《江西吉州窑遗址调查勘探取得重要收獲》,《中国文物报》2007年8月51日第002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省吉安县永和堤除险加固工程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张文江.《吉州窑考古研究回顾》,载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吉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 5年;张文江《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 4年第6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吉安县吉州窑尹家祠堂遗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六十四辑;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吉安县窑门岭南侧吉州窑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6期。 [2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江西南丰白舍窑饶家山窑址》,文物出版社,2008年。 [25]福建博物院《莆田古松柏山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7年第2期。 [26]福建博物院《福建闽侯县碗窑山宋代窑址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2期;福建博物院《闽侯县碗窑山窑址Y2、Y3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1年第4期。 [27]羊泽林:《福建闽清下窑岗窑址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2月26日第8版。 [28]福建博物院《2016~2017年将乐县碗碟墩一号窑址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7年第4期。 [29]韦仁义《广西宋代的青白瓷》,《景德镇陶瓷》第三卷第一、二期。 [30]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调查》,《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31]曾广亿《广东瓷窑遗址考古概要》,《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黄慧怡.《广东唐宋制瓷手工业遗存分期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刘大川 《广东唐宋窑址研究》,中山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 [32]蒋百稳:《湖南醴陵发现北宋窑址醴陵窑历史推进680年》,《陶瓷科学与技术》2010年第9期。 [33]湖南省文物古研究所等 《湖南益阳羊舞岭窑址群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湖南省文物古研究所等:《湖南益阳羊舞岭瓦渣仑窑址¨区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 1辑。 [34]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临安天目窑址201 5年度考古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五十三辑。 [35]黄义军《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1 0年。 [3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竟成铜锣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 0期;张文江:《从铜锣山等几处窑址的发掘看宋代景德镇窑业状况》,《东方博物》第三十辑。 [37]张文江:《从铜锣山等几处窑址的发掘看宋代景德镇窑业状况》,《东方博物》第三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