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说,作家最大的幸福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把生命落到纸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不仅作文,而且作画。那么他是怎么分配两者的时间呢? —— 一位记者问我:"你怎样分配写作和作画的时间?" 我说,我从来不分配,只听命于生命的需要,或者说遵从生命。 他不明白,我告诉他:写作时,我被文字淹没。一切想像中的形象和画面,还有情感乃至最细微的感觉,都必须"翻译"成文字符号,都必须寻觅到最恰如其分的文字代号,文字好比一种代用数码。我的脑袋便成了一本厚厚又沉重的字典。渐渐感到,语言不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是交流的隔膜与障碍--一旦把脑袋里的想像与心中的感受化为文字,就很难通过这些文字找到最初那种形象的鲜活状态。同时,我还会被自己组织起来的情节、故事、人物的纠葛,牢牢困住,就像陷入坚硬的石阵中。每每这个时期,我就渴望从这些故事和文字的缝隙中钻出去,奔向绘画。 当我扑到画案前,挥毫把一片淋漓光彩的彩墨泼到纸上,它立即呈现出无穷的形象。莽原大漠,疾雨微霜,浓情淡意,幽思苦绪,一下子立见眼前。无须去搜寻文字,刻意描写,借助于比喻,一切全都有声有色、有光有影迅速现于腕底。几根线条,带着或兴奋或哀伤或狂愤的情感;一块水墨,真切切的是期待是缅怀是梦想。那些在文字中只能意会的内涵,在这里却能非常具体地看见。绘画充满偶然性。愈是意外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绘画过程愈充满快感。从写作角度看,绘画是一种变幻想为现实、变瞬间为永恒的魔术。在绘画天地里,画家像一个法师,笔扫风至,墨放花开,法力无限,其乐无穷。可是,这样画下去,忽然某个时候会感到,那些难以描绘、难以用可视的形象来传达的事物与感受也要来困扰我。但这时只消撇开画笔,用一句话,就能透其精髓,奇妙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于是,我又自然而然地返回了写作。 所以我说,我在写作写到最充分时,便想画画;在作画作到最满足时,即渴望写作。好像爬山爬到峰顶时,纵入水潭游戏;在浪中耗尽体力,便仰卧在滩头享受日晒与风吹。在树影里吟诗,到阳光里唱歌,站在空谷中呼喊。这是一种随心所欲、任意反复的选择,一种两极的占有,一种甜蜜的往返与运动。而这一切都任凭生命状态的左右,没有安排、计划与理性的支配,这便是我说的:遵从生命。 这位记者听罢惊奇地说,你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 我说,为什么不。艺术家浸在艺术里,如同酒鬼泡在酒里,感觉当然很好。 文/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