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各大媒体播发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从这一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大学招收学生要通过考试来进行。这则消息传遍了祖国各地,给那些不甘心一辈子在穷山沟里碌碌无为的青年人带来了希望。 那年,笔者正读高三,这条消息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择优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学录取原则。而延续了多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大学招生制度从此成为历史。 即将高中毕业的我,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应该去农村劳动,体验农村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再教育不知是多少年,当时叫"插队落户",大概就是安插到农村生产大队,在那里落户生根的意思。而插队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个好听的名称叫"知识青年"。 记得小时候,有个小伙伴的哥哥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在当时这是非常光荣的事。不久,小伙伴向我炫耀他哥哥寄来的照片,一幅英姿勃勃的马上形象,特别羡慕。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从他哥哥那边传来兵团如何艰苦、如何贫穷落后的消息。几年后,很多知青偷偷跑回来,即使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回到广阔天地去了。我是在"文革"后读伤痕文学,才对知青的苦难有所认识。现在读到食指的诗《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描述一知青奔赴插队离开北京时的那句:"永远记着我,妈妈呀,北京!"仍然为之动容。 后来,政策有了调整,中学毕业不再去边疆,北京中学毕业生就到郊区农村,每周日可以回家。有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还可以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们中学的毕业生都统一安排到京郊一个名叫"永丰公社"的地方。名字听着挺好,可据说永丰公社从来就没有丰收过。知青们经常向我们这些在校学生调侃农村的景况,也不时流露出无奈和绝望的情绪。听多了,渐渐对自己毕业后的前途担忧起来:这就是我今后的生活,或许一生都这样了…… 高等院校从1966年"文革"开始就停止招生了,到1973年又采取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能上大学的不是根正苗红,就是有"后门"有关系的。像我这样的臭老九子弟。基本没什么希望。推荐上大学无需考试,一些热爱学习的青年选不上,文化程度低但有关系的人占了招生名额。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对学习还能有多少积极性呢? 能上大学了!这是我1977年10月21日看报纸后的第一个反应。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突然间化为了现实。那是一种从心底奔涌出的、无法抑制的激动。从那以后,教师上课有了心气儿,学生心里也都暗暗憋着一股劲。许多老知青也回到学校复习功课。不论是知青、学徒工,还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把这次高考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 那时,准备考试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我们的高考复习材料经常是自己刻蜡板油印。高考考场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中学,骑车约半个小时,没有家长护送,都是同学们结伴而行。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将我本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人生轨迹,一个搬道叉转向了大学深造。 1977、1978年的两次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100万人次,而录取只有70万人,那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两届学生的年龄相差非常大。有些三十几岁才考上大学的人,非常不容易地闯过了独木桥,桥的那边是一片新天地。一部分知青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而绝大多数人却因长期在农村劳动,早将所学的知识丢得一干二净,没能通过考试。直到国家落实政策,才返回城里。他们失去的太多了,最好的年华白白浪费掉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学习机会。回城后由于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技能,只能到工厂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企业改革,他们又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 今天,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很多都是1977、1978年两届学生,他们得益于国家的变革,又加倍地回报国家。也正是这一批学生,以及其后一届届大学毕业生,推动了祖国的建设。32年了,一代人的努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希望,更看到了国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