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中国帝制时期国家兴衰之影响刍议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绵延了1300年。回顾科举制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科举制的延续与发展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了科举制的产生、完善、功能和民族性上。同时，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也无力改变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科举制；官僚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科举制在一般情况下泛指一种以考试为主的选官任官制度。依照其狭义的解释而言，从隋炀帝设立进士科直至清末张之洞、袁世凯上疏奏请废除科举制为止，在中国帝制时代共存在了1300年。可以说，科举制就是针对华夏民族自己量身打造的一款独特的政治制度，同时又吸收了先前历代选官制度的优势和经验，再加之后代历朝明君贤主的合理运用，其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为巩固和延续帝国统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帝国从建国走向安邦，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发生了转变，科举制的结构性矛盾便逐渐突显了出来。这一矛盾的酝酿和升级最终使科举制也无力挽回国家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后果。
　　一、科举制高度契合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
　　（一）科举制的产生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性思考的结果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古代正统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延续了尊儒的传统。在儒家的治理理念中，＂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治国思想随处可见，而在科举制之前就出现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初衷也能够清晰地看出其对于精英人才选拔的思路。但是，此二者与科举制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选拔程序中先通过各种主观标准为录用前提，之后再以策论或考试的方式录用为官，这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贵族、阀阅把持政权的历史传统；而科举制的突破性就在于既继承了精英治国的历史经验，又在选拔程序上进行了巧妙地调换，使考试成绩作为遴选人才的先决条件，形成了一种开创性的制度模式。这种理念的转换表明了政权开放的思想，既体现了一个国家随着疆域扩大而逐渐走向治理模式的成熟化，又表明了统治阶层对于管理模式的理性思考。
　　（二）科举制与官僚制度互为表里，冲破了西周以来的贵族政治传统
　　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建立从其本质而言，就是确立了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传统。一个国家上到天子，下至大夫，其贵族身份的等级尊卑就意味着其管理权限的多寡。而这种传统并没有因为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汉代得到了发展，郡国并行制和以功臣为相等现象都表明了这种传统的延续。而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制定的较为主观的选拔标准更是将人才选拔录用的大权牢牢把持在了以皇族和功臣为核心的权贵世族手中。到魏晋时期，尽管没有了西周时期的大面积封地，但是传统的贵族门阀仍然存在，只不过在历次王朝更替中出现了循环。
　　科举制的出现从人才的选拔层面真正打破了从西周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政治的传统，大大削弱了延续近1500年的门阀士族体系。这一政权开放的突破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从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阶梯，使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平民百姓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可以成为管理社会的行政官僚，成为占有一定资源的社会精英。而统治阶层从此也逐渐放弃了完全由外戚功臣等贵族世家来维系其国运的走势，而是依靠大量来自不同阶层的行政官僚作为国家机器运行的主要方式。留元气于闾阎，而后邦本可以固，这种方式吸纳了比以往更多的精英人才，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使＂学在民间＂的教育成为了重要的上升途径，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风气，为国家的发展不断地囤积大量后备人才资源。自此，官僚制度作为外在的运行制度，科举制度作为内在的输出机制，共同维系了一个国家的延续和繁荣。
　　（三）科举制巩固了古代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认同，稳定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
　　历史上，随着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张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南侵，国家的统治者自然而然就要面临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问题。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文化价值从客观上便保证了其存续和发展的法理基础和认同模式。这种思想认同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展现出了极大的生命力，使华夏和蛮夷的区别不再以血缘而是以各种文化符号的方式得到认定，极大地稳定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
　　科举制的出现便适应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使远至边疆的百姓和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各种私塾教育的塑造下实现了社会阶层流动机会的同时，提升了当地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形成了以尊儒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基础为统治者建构了一种正统的权威形象，以致于清后期的太平天国选择以基督教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时，受到了来自江南知识分子的普遍抵制，而宁愿维护一个异族政权。从此可见，科举制使忠君爱国思想深入人心，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治理。
　　（四）科举制延续了华夏民族重文轻武的历史传统，切合了农耕民族的习性
　　在中国古代，其主要经济方式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为表现，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在这种农耕文明下，一种安土重迁的传统习性以及崇尚儒学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价值认同使重文轻武成为了一种历史传统。从战国时期秦国的军功爵制到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就能明显看到，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正在从一个深受西戎影响的相对野蛮的文明向一个成熟的切合华夏民族主体的农耕文明转变。
　　历史上，华夏文化并非没有以尚武为重要民族特征的阶段，但是这种时期几乎总是昙花一现。比如汉武帝的根本特质是＂战争霸王＂。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性的大幸事。[1]而类似汉武帝这样的时代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更多的仅是当华夏民族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时而不得已进行的反击，更多的难以做到像霍去病一样北击匈奴数百里，封狼居胥，大捷而归。但是更多时候，在具有侵略性和劫掠性的游牧民族面前撤退和迁徙，如农耕民族一如既往所做的那样。他们在文化上和体魄上显著地缺少战斗性，并在军事上相对低效。[2]所以，重文轻武成了历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一大特征，甚至于主动归附汉文化并建立异族政权的少数民族的习性也逐渐从涉猎、扎营走向了农垦和楼阁。比如大辽建国伊始，骁勇善战，迫使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同时积极汉化；及其亡国之际，面对女真人的铁骑却变得不堪一击，甚至到了一击而溃的地步。
　　科举制的出现就是适应了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传统和民族习性。尽管开设了武举，但历朝历代都明显更加重视文举的选拔。同时，军权更是历来受到君主的忌惮，进行了多方限制。以至于两宋时期的将领屈指可数，仅有岳飞、狄青、韩世忠，但是名相辈出，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名家群星璀璨。通过科举制，民族特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极大地鼓舞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活力，诗词歌赋、话本小说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载体，进一步强化了汉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运行过程中潜伏的结构性矛盾
　　（一）科举制自始至终都是服务皇权的统治工具
　　一般来讲，科举制往往会在一个国家的起步阶段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朝廷以极为开明的态度大兴科举考试，为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大量的高素质的行政人才和学者，维护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突出了天下读书人的地位。这一方面表示出朝廷愿意同知识分子合作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迅速转型，服务于皇权统治。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科举制从来都是服务皇权的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其目的在于笼络社会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以稳定社会的思想文化活动，巩固并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强硬态度的转变往往会随着政权逐渐稳定而趋于加强，在明清两朝反映得尤为明显。
　　显然，多元的文化和思想不利于朝廷在文化领域的控制，所以科举制用考试内容来强化意识形态的绝对性，起到了愚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反智主义倾向。一旦科举制对思想文化钳制的加深，知识分子的反弹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的李贽更是扛起了反对理学空谈的旗帜，批判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并提出了大量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观点。但是这种反弹在清朝文字狱的打压下逐渐销声匿迹，直到风云突变的晚晴，类似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的经世致用等思潮才开始在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有所崭露。因而，科举制无法为一个国家提供永久地活力，皇权加强所造成的文化高压和意识形态的强化极大地压缩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新鲜空气，特别是加之道德信仰的破产，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自然趋于物化，使社会主流价值趋于腐化，而试图突破这种意识形态禁锢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处于和朝廷和科举的对立面。总之，科举制并非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社会阶梯，而是树立皇权至上思想的重要工具。
　　（二）科举制专职取仕，垄断了社会阶层上升的全部渠道
　　科举制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开放政权＂，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各阶层的流动空间，但是这种模式一大弊端就在于聚集了过多的知识分子从事政治活动，推动了官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形成。钱穆先生就曾指出：＂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3]而至于工商业的发展被朝廷痛斥为＂奇技淫巧＂，以各种人为干预阻碍其正常发展，直至清末工商实业的发展才得到默许。
　　这种膨胀和畸形的对比造成了国家财政的严重倾斜，庞大的行政官僚队伍严重了消耗国家财政。同时，官僚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远远超过其他各行业，历史上大量的官商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又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进一步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于是，国家只能再通过压榨农民以确保国家财政的正常运作。这种模式的演进逐渐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形成大量的农民运功的爆发，于是国家就不得不再度强征赋税筹集兵饷予以镇压，但是又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农民起义，自此便形成了恶性循坏，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存亡。因此，科举制的结构性矛盾并不能阻止这一问题的出现，反而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上演。一直到民国时期，这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综上所述，科举制尽管高度契合了中国帝制时期的政治传统，但是也正是由于因循传统，历朝历代对科举制的改革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于是自然也无法阻止国家的兴衰演变。而当西方的工业革命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时，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面前，延续了千年的政治传统走向衰落也是不可挽回的悲剧，也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向了危机的边缘。科举制的废除既是中国的知识精英被迫接受了农耕文明落后于西方的结果，也是主动选择西学东渐，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节点。
　　作者简介：赵益晨（1995—），男，河南郑州人，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注釋：
　　[1]时殷弘. 病变中兴衰毁：解读《汉书》密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
　　[2]时殷弘. 《史记》早该这样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3.
　　[3]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