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黄绿釉高足瓷炉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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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位于今四川省邛崃市境内，初创于南朝，盛于唐、五代时期，宋元之际衰落。作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存在时间最长、生产规模最大的窑场，邛窑生产的瓷器除供应邛州当地需求外，还畅销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邛窑生产的各类日常生活用瓷在窑址、遗址、墓葬中多有发现，留下大量的实物资料。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中＂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部分展出了种类丰富的邛窑瓷器，包括碗、罐、杯、注壶、省油灯、砚台、水盂、瓷塑小玩具等。其中一件五代时期的邛窑黄绿釉高足瓷炉（图一）制作精良、造型优美，兼具实用价值，是邛窑低温黄绿双色釉瓷器中的代表之作。现针对该瓷炉形制、纹样略作考述，进一步挖掘展品蕴含的历史信息。
邛窑黄绿釉高足瓷炉口径10.1、高15.7厘米，出土于成都金河路唐宋遗址。炉内壁施黄釉、腹部施绿釉、足部釉色为橙红色。炉身通体贴塑三重仰莲瓣，每片莲瓣上以竖线为地、模印飞天图案，三重莲瓣错落有致，花瓣尖积釉，使得釉色深浅分明，颇为生动。其制作之时，先模印莲花瓣，再将其贴于炉身之上。炉下腹部装饰一圈卷曲的叶片。从瓷炉子口形态推测，炉盖缺失，使用之时应是将香料置于炉内焚烧，使香气从盖上小孔徐徐散发。该瓷炉精致美观，是邛窑瓷器中的精品。
相同造型的邛窑香炉除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这件外，还有一件香炉（图二）收藏于邛窑古陶瓷博物馆[1]。这两件香炉大小、形态略有差异，但其形制基本一致，炉身均堆贴模印飞天图案的仰莲瓣及卷曲叶片，飞天模样也基本相同。从这两件香炉之上，不仅可见五代时期邛窑瓷器制作工艺，也可推测邛窑生产的莲花香炉具有一定产量和多样性。
以莲花作为炉身造型的香炉，并非邛窑特例，在大致同时期及略早的其他窑场中也能寻其踪影。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的长沙窑，兴起于8世纪中后期，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长沙窑的一件浮雕莲花纹炉（图三）[2]通体施青釉，子母口、缺盖，炉身为双重仰莲造型，覆盘莲花形高圈足，造型秀美，形态与邛窑莲花香炉较为相似。另有一件藏于瑞典乌列西汉姆博物馆的白瓷莲花形狮盖香炉＂炉身为三重仰莲图案，喇叭状足，被认为是晚唐邢窑的作品。到了宋代，莲花香炉更为流行。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香炉（图四），子母口，腹作莲花形[4]，足为覆盖的荷叶造型。陕西铜川耀州窑也生产类似的器物，其中一件香炉（图五）外壁贴饰三层仰莲瓣，另一件（图六）造型较为简洁，腹壁上贴塑肥圆的莲瓣[5]。
除了目前可见的考古材料和传世实物，莲花香炉的图像在佛造像和敦煌壁画中也有出现，其年代可追溯到更早。西安市东郊出土的一尊北周佛立像，其基座正面阴刻一香炉[6]，炉身为仰莲瓣形态，底部为覆莲瓣，周围饰以莲蓬、莲叶和莲花，整体造型模仿自此尊佛像的仰覆莲式佛座。香炉右侧刻一供养人，左侧刻一比丘，阴刻＂比丘法通一心供养＂，表明其用于佛教供养（图七）。这种莲花香炉与敦煌壁画上佛像的莲花宝座也很类似，其形制来源中包含了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因素。类似的造型在敦煌壁画中也能看到，如敦煌初唐时期的220窟维摩诘壁画（图八）及322窟说法图壁画（图九）中出现的香炉，高足、炉身为仰莲造型。盛唐时期的320窟阿弥陀经变图（图十）中也是近似的图像。五代时期敦煌98窟维摩诘壁画（图十一）中的香炉为高足[7]，无盖，成都博物馆展出的邛窑高足瓷炉造型与之更为相像。莲花香炉在整个唐宋时期的敦煌壁画上都有出现，作为佛教中的供养器具使用，既可单独使用也有与一对香宝子成组使用的。从大量的图像材料中可见，此类莲花香炉是佛教重要的香供养具，其形态与用途都与佛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除了独特的仰莲造型炉身外，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邛窑高足瓷炉上还模印有飞天图案，其装饰纹样也显示了它与佛教的联系。瓷炉上模印的飞天头微微扬起，纤细的双手置于胸前，身体、双腿化作菩提枝葉飘起，背上环绕一条长长的舞带。飞天是佛教艺术中佛陀的八部侍从中之两类，即佛经中的乾闼婆与紧那罗。二者均为梵文音译，意译分别为天歌神、天乐神[8]。北魏杨銜之《洛阳伽蓝记》所记＂飞天伎乐＂[9]即是二者合称。其中，乾闼婆又有＂香阴＂之名，佛经中记载乾闼婆＂以香为食＂ ＂不啖酒肉，唯香资阴＂[10]。＂阴＂，即身也，乾闼婆是一个浑身散发香气，以香为食的形象。在佛教造像和绘画中也常见飞天与香炉相结合的图像。北魏时期，龙门石窟弥勒洞北二洞，窟顶有一手捧香炉的飞天（图十二）[11]。日本法隆寺藏玉虫厨子，时代相当于隋至初唐[12]。其须弥座上的图案上部为二飞天，中间有一莲花造型香炉，左右各坐一僧（图十三）。因此，邛窑瓷炉在莲瓣之上模印飞天，不仅取其飞舞的曼妙身姿，也应与它本身所代表的意义相关。
二
在佛教层面，香有着广泛的内涵，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中，鼻根所嗅的香境。除了芬芳的气息以外，香还比喻人的德行智慧、佛法修为、佛国境界等。佛寺也被称为＂香界＂，据《楞严经》记载其＂因香所生，以香为界＂。用香之事更是贯穿于佛教供养、讲经说法、修持法门的方方面面。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已有焚香的传统，多釆取直接焚烧天然草本香材的作法，用于祭祀、辟秽、熏香、祛虫等。汉晋以来，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和佛教东传，香料种类极大丰富，大量外来香料如沉香、檀香、郁金、龙脑等进入中国，合香之法随之日盛，出现了关于制作合香的书籍，如南朝宋范晔所著《和香方》。合香即将多种香料依据一定比例调制成香丸、香饼、香粉、香膏等，用于熏烧。现存香学著作记载的诸多合香之法就来源于佛教供养、浴佛等事的香方。
在佛教供养中，香供养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香＂＂抹香＂ ＂涂香＂＂烧香＂都是佛经中记载的供养方式，香炉则是礼佛供香必不可少的器具。成都博物馆藏邛窑瓷器中，有一件五代邛三彩五足炉与邛三彩净水碗，与上述邛窑高足瓷炉同出于金河路遗址，有学者认为此二者是供奉的器物组合[13]。另有一件四川省博物院收藏的邛窑宋代素胎三足板耳炉，炉内底阴刻铭文＂须菩提，若人言说佛，慈悲为念，一心供佛＂[14]。这句铭文明确地表明这件香炉是用于焚香供佛的器具。信众一边焚香，一边念供香偈，袅袭的香烟沟通了供养人与神佛。
宋陈敬《陈氏香谱》＂香严童子＂条有关于闻香领悟佛法的记载，＂香严童子白佛言：＂我诸比丘，烧水沉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得阿罗汉。＂[15]香严童子闻到沉香的味道，有感于香气的出入无常而修得阿罗汉果位。
佛教自汉晋传入中国以来，在唐代达到了鼎盛，经宋而盛行不衰。成都地区在隋末唐初中原动荡不安之际，形势较为稳定，接纳了许多入蜀避乱的高僧。安史之乱后，更有许多僧人聚集于此，城内有名可考的佛寺就有43座，佛教繁盛一时。佛教的流行与繁荣影响了人们生活生产的多方面，也在制瓷业上有所反映，佛像、莲花、飞天等典型的佛教题材融入瓷器制造之中。邛窑生产的器物也受到佛教影响，出现了新的造型元素，创新了产品种类。在生产莲花香炉之外，另有一件北宋邛窑青瓷五足香炉（图十四）[16]，以模印佛像作为足部装饰，亦生产一些佛像小瓷塑（图十五）[17]。
除了祭祀、宗教用途之外，香事也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用香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以前已有焚椒佩兰的记载。汉通西域、南粤以后，越来越多的香料进入中国。唐宋时期，焚香更是作为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被人们所推崇。从王公贵族到文人士大夫，人们钟情于香事，把它视为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这一时期，成都作为西南第一大都会，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与香事相关的记载也见于诸多文献。
唐代许多地方的土贡产品都包括香料，尤以麝香为主。据《唐本草》记载，＂（麝香）生中台川谷，及雍州、益州皆有之＂[18]。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不仅生产麝香，还因其与西域、南部诸地区道路相通，汇集了许多外来的香料。蜀地之人将香料与其他材料调和成化妆品进贡皇宫，为皇室权贵与富豪之家享用。宋刘斧《青琐高议》记载：＂当时西蜀有女秃，解造补发油膏面。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龙脑相熬合和，用以调粉匀面，白而光润。用紫芝麻、胡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合而润发，黑而复香。蜀中以二油进，后中贵窃鬻民间，富者亦用之。宫中呼为锦里油，民间呼为西蜀油。后明皇入蜀，此亦先兆之应也。＂[19]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合香之法已有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于香料的属性、用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制作合香的基础之上，还能以香料为原料制作更多的产品。
品类繁多的香料进入宫廷后，受到皇室成员和权臣的青睐，一时间名香汇聚、攀比成风，中宗时期＂斗香＂之俗尤为兴盛，形成了专门的集会。宋陶谷《清异录》载：＂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惟韦温挟椒涂所赐，常获魁。＂ M不僅如此，皇室对于各种珍贵香料有着很大的需求量，以之极尽奢华享受之事。来自婆利国的龙脑香和大秦国的郁金香，因其馨香馥郁，又有除恶气、辟秽之效，受到唐朝皇室喜爱。据记载，＂先是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其地。＂[21]至唐宣宗时期，提倡俭德才废止了这项奢靡的做法。五代后蜀时，花蕊夫人宫词亦作：＂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此外，上等的香材还被制作成珍贵的器用。后蜀主孟知祥娶后唐福庆公主为妻，长兴四年（933），明宗驾崩，皇室动乱，唐庄宗的儿子削发为比丘，路经成都。当时孟知祥称帝不久，为了公主厚待了庄宗儿子，赐以沉香、降真做成的钵，木香做成的匙箸[22]。《清异录》中还记载了以香涂扇的故事，＂孟敍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23]。通过这些琐事小说的记载，大致可以窥见唐五代时期宫廷对使用香料的极度热衷与奢侈享乐的风气。香料的使用涉及宗教、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祭祀天地祖先，还是日常焚香、熏衣、涂抹、清洁、沐浴、佩戴等，香料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后蜀皇室以香为雅趣，留下了许多传世名香，通过这些香方可以看到当时制香、焚香的方法。目前见于记载的有＂蜀王熏御衣法＂＂后蜀孟主衙香＂＂花蕊夫人衙香＂等。以＂后蜀孟主衙香＂为例：＂沉香三两、栈香一两、檀香一两、乳香一两、甲香一两法制、龙脑半钱别研，香成旋入、麝香一钱别研，香成旋入，除龙麝外，用杵末，入炭皮末、朴硝各一钱，生蜜拌匀，入瓷盒，重汤煮十数沸，取出窨七日，作饼爇之。＂[24]香方包括两部分，既指明原料和调配比例，又记述了制作方法。制作之时，需要将多种香料和合，制成香饼。合香的方法，贵在使多种香气的味道浑然一体，互不掩盖。因此龙脑、麝香这样味道浓郁的香料，不可多用，一般用别的器具单独研磨后加入适量。香粉研磨之后，还需用蜜黏合，亦使香饼能够长时间保存。加入朴硝则可以去除蜜的味道，凸显香的纯正气息。新合的香，埋入地下经过窨香，使其干湿适度，才能适宜熏焚、香气馥郁。香饼使用时，先将其烧到通红，置于香炉之内，以香灰轻轻覆盖，使烟徐徐而出。如若用香饼熏衣，则先将热水放在笼下，衣服盖在笼上，衣服湿润之后，再以香熏衣。熏后将衣服放在箧笥之中，衣上的香味经数日可闻。
由唐入宋，不仅是帝王权臣，连士大夫和文人也沉醉于香事，他们把用香的雅致发挥到极致。焚香不单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品茶、读书、瓶花之事都以香为伴，尽显宋人对于高雅品位和精致生活的追求。据《墨谱》记载，宋人制墨之时会加入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龙脑、麝香等香料[25]。北宋成都人景焕善于制墨，曾作五十团上等的墨，取名曰＂香璧＂[26]，书写之时，墨香在纸上散开，增添了一分文人的清雅。宋代文人咏香的诗句颇多，焚香已经融入日常生活。黄庭坚曾言：＂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苏轼亦有词《翻香令》云：＂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他还曾制作了一种印香，送给苏辙作为寿礼，并有诗《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宋代文人好文雅，推崇香事，正所谓＂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如是足矣＂。
宋人焚香蔚然成风，富豪之家更甚。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条记载：＂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谤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讦戾家。＂[27]可见香事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由于日常用香极为频繁，大户人家还有专门的人为宾主打理香事。
宋代成都平原的各大窑场，如邛窑、玉堂窑、金凤窑等生产的日用瓷器中包含了形制多样、数量丰富的瓷质香炉，以满足人们对于香事的需求。除了本地生产的瓷质香炉以外，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中还出土了一批银熏炉[28]，纹饰以捶揲、錾刻和浅浮雕工艺制成，极为精美（图十六、图十七）。四川泸州宋墓的石刻中也有大量焚香的内容，一块石刻刻有一桌，桌上置香炉、花瓶各一，一个侍从一手捧盒，一手正欲揭开香炉炉盖，花香、瓶炉之间，是宋代人追求清雅之风的生活情趣。香事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大为流行，不仅促进了本地香具的生产制造，也让商品贸易更加活跃。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香具、香料的大量需求，成都在宋代形成了香市。北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29]这些集市集中在成都大慈寺前，商业贸易与入寺拜佛、游乐活动结合在一起，更显宋代成都人闲适的生活之风[30]。
四
唐宋时期的成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城市人口增加、手工业持续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呈现出＂西南大都会＂的繁盛局面。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邛窑高足瓷炉，既是当时成都平原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也是外来文化因素融入成都本土的表现。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之下，成都民風好为雅致、享受之事。香事在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已十分流行，无论是祭祀供奉，还是用于日常生活，焚香不仅有具体的功能，更是一种生活雅趣。
（本文得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谢涛老师提供的邛窑高足瓷炉资料支持）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邛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2]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87 页。
[3]王霞：《汝窑莲花形香炉源流考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103-106页。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第4-22页。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26-327页，彩版一○：1。
[6]赵力光、裴健平：《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文物》2005年第9期，第76-90页。
[7]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八。
[8]段文杰：《飞天——乾闼婆与紧那罗——再谈敦煌飞天》，《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第1-13页。
[9]（北魏）杨衡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88页。
[10]见《维摩经义疏》《维摩经略疏》等。
[11]扬之水：《莲花香炉和宝子》，《香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12]同[11]，第23页。
[13]同[1]，第122页。
[14]高久诚：《邛窑古陶瓷精品考述》，《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15]（宋）陈敬：《陈氏香谱》卷四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3页。
[16]《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綢之路》，商务印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17]同[16]。
[18]（宋）洪刍：《香谱》卷上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18页。
[19]（宋）刘斧：《青琐高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56页。
[20]（宋）陶谷：《清异录》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9別页。
[21]（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926页。
[22]此事见于《清异录》卷下。《旧五代史》亦引《清异录》，记载了孟知祥厚待庄宗子嗣之事：＂唐福庆公主下降孟知祥。长兴四年，明宗晏驾，唐室乱。庄宗诸儿削发为苾刍，间道走蜀。时知祥新称帝，为公主厚待犹子，赐予千计。＂关于庄宗的子嗣，《新五代史》载：＂庄宗五子，长曰继岌，其次继潼、继嵩、继蟾、继峣……当庄宗遇弑时，太祖子孙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见杀，其余皆不知所终，太祖之后遂绝。＂据史籍记载，兴教门之变后，庄宗长子继岌自缢而亡，其余几子都不知所终。
[23]（宋）陶谷：《清异录》卷下。
[24]（宋）陈敬：《陈氏香谱》卷二。
[25]（宋）李孝美：《墨谱法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4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6]同[23]。
[27]（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95页。
[2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彩版四七、彩板五二：1。
[29]（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引。
[30]（宋）侯溥《寿宁院记》、（宋）郭印《超悟院记》均记载成都大慈寺多集市与庙会。另有（宋）祝穆《方舆胜览》载：＂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至（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提到这些蚕市、药市、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