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构建

　　【摘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行动由国家主导，将符合易地搬迁条件的农村居民从分散的农村独居空间搬迁至聚居空间。空间已成为国家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场域。移民社区组织与秩序构建存在着从农村到社区、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跨越，这就需要扩宽就业渠道，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同时，地方政府要加强活动引导，重构社区共同体意识，真正推动移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自我认同方面作为＂市民＂的认同转型，从而完成从空间搬迁向人的整体搬迁的推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空间变革；组织再造；秩序构建
　　【中图分类号】F323.8；D6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13-0019-04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按照＂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原则，将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搬迁到生存发展条件较好地方，并通过产业、就业、培训、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系列帮扶措施，使其摆脱贫困状况，实现稳定脱贫的综合性扶贫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累计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266万余套，实现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47万人，搬迁入住率达99%。在攻坚阶段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过程中，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移民等多方力量都参与其中。
　　学界对易地扶贫搬迁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移民对于易地搬迁的意愿和心理，怎样实现不愿搬的＂愿意搬＂、最难搬的＂搬得出＂；二是搬迁后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生计风险、移民融入风险、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风险、因自身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而产生的依赖风险等；三是搬迁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村民的乡土情结以及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对其他移民收入的影响等。
　　自中国城镇化以来，针对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下一代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等现状，王春光等学者将其称为＂半城市化＂状态，并指出这些农民工仅仅是在经济方面与城市接轨，其生活方式、心理认同和社会权利方面并未融入城市。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过程中，人们同样更多关注的是务工的收入和空间形态上的改变，而搬迁后的移民社区如何组织、公共秩序如何构建、移民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如何适应，则较少被纳入考量。因此，要着眼于观察和分析这批移民成为新＂市民＂的发育、发展过程。
　　二、移民社区组织与秩序构建的困境
　　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國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相结合。但是对比城镇化而言，移民要想＂落地＂和＂生根＂更为困难。从最初的积极动员到搬迁后＂新家＂与＂老家＂的两地奔波，从过去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到搬迁后在家门口就业，从过去的半熟人社会到搬迁后需要营建社会关系网络以便融入搬迁社区，从过去的村庄边界到搬迁后新的社会秩序和社区认同的构建，新居民能否真正＂落地＂＂生根＂成为易地扶贫搬迁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
　　1.空间的变革：熟识空间转向封闭、具有公共性的陌生空间
　　空间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是指＂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能够反映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等。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村民由国家主导，从分散的农村独居空间搬迁至集中的聚居空间，空间已成为国家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场域。移民在这场空间变革中不仅经受了物理空间的变革，还经受了社会空间的变革。
　　在物理空间方面，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多数贫困县，房屋主体结构一般都是土砖、木板，属于一旦有强风来袭就可能发生坍塌的危房。堂屋用于摆放祭祀神堂和其他杂物；厨房、饭厅、客厅基本上合为一体，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剩下的空间是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卧室，没有衣柜，衣服散放在桌子或椅子上；甚至还有猪和人同在一个小空间的情况。在经历这一搬迁过程后，按照＂保障基本＂的原则，中央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拥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的城市住房，在物理结构上变得更加完备，有了独立的厨房、餐厅、客厅、洗手间、卧室。当然，过去开放、自由的空间也变成了封闭的、具有公共性的陌生空间。
　　在社会空间方面，过去村落里的家宅既是居住、生产活动空间，也是日常生活、邻里交往的平台；但现在的住宅只能是居住的封闭空间。从功能上说，过去的一家一户的住宅更符合农业生产活动，比如面积宽敞的院坝可以用来堆放农具、饲养家畜，房前屋后的空置土地能够种植家常的蔬菜水果，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搬迁后，村里的田地离＂新家＂有了一定的距离，除了人均居住之外的空间都属于公共空间，不能用于私自饲养满足生活的家畜。过去整个村庄范围内的人员都是熟悉的，当某一家发生如婚丧嫁娶等大事时，全村的人都能迅速聚集过来帮忙，经营几十年的亲戚、邻里关系等都还在村里；搬迁后，移民对新邻居以及社区的其他人员并不熟络，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变得稀疏。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富含社会性，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脉络，而一个新的空间的建立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从一个传统的村庄到现在移民社区的对比呈现了移民在所处空间特征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空间特征给基层治理转型和秩序重建带来了挑战。
　　2.组织的再造：从农村到社区
　　移民在异地扶贫搬迁后，除了空间上的变革外，还有基层组织架构的变革。在农村，实行的是＂县（区、市）政府-镇（乡）政府-村委会＂的管理结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乡村治理主体，是村民们所熟悉的；而在搬迁后，进入社区的管理体系，实行的是＂县（区、市）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管理结构，除了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外，还有物业管理公司或专业化的社区服务机构。从过去的农村基层组织到现在的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移民只是在城市社区找到了＂新居住地＂，还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区这一鲜活的整体，因为搬迁带来的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和身份的变迁，还要对法律规范、行为举止等各方面的适应变化。农村基层组织依靠村＂两委＂来运作，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协助上级完成各项任务、组织村民达成集体行动、有效表达出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他们可以在自家门口弄一小块地，有永远免费的自来水等；而现在到了城市社区，这些都成了移民的生活困境，不管自身是否愿意，他们需要接受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诸如处理公共区域卫生、保卫小区安全等服务，用移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不仅吃住要钱、连上厕所都要花钱用水冲，总之只要还在呼吸就要花钱＂。虽然前几年不需要自己交物管费，可由政府来补贴，但以后的物管费能否按期收缴呢？
　　3.秩序的构建：从非正式到正式
　　许多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不成文的默契，丰富着村民＂农闲＂时的生活，也是农民建构社会关系纽带的核心。比如在田间地坎劳作时的闲聊、饭后院坝的闲坐茶话会都是农村非正式的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而搬迁后，这些都骤然消失，由熟悉的田间劳作变成了进厂、进公司的工人，在务工上班期间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在高效率高产出的指挥棒下，务工人员一切只为尽快熟悉工作、提高效率，才能得到应有的工资回报。上班时，务工人员之间不太有空暇的时间来闲聊；下班后回到自己居住的空间，门外就是公共区域，没有了院坝闲坐的茶话会，甚至在家说话大声了还会影响隔壁邻居。对于移民在搬迁至社区后的不适情形，居委会可通过举办社区活动，引导和强化移民们的集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完成从一个村民的自我认定转变为居民身份的塑造，帮助其建立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意识，积极发挥主体性作用。
　　三、从村庄共同体到实现移民社区治理现代化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也是移民社区秩序的构建过程，即從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关系网络、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等方面实现向市民的转变，在共同体意识方面，实现从村庄共同体向社区共同体转变。如何克服社区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城乡文化的差异性，实现农转居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于共同生活的社区产生认同和归属，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1.扩宽就业渠道：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要想移民在身份认同上实现转变，首先需要解决其生计问题。一般而言，移民整体上受教育水平限制，技能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城市工作岗位的要求。很多移民在进厂后，不能适应制度化的管理，往往在进厂两三个月（在享受政府优待政策）后就被淘汰或选择辞职，这就相当于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过去基本的生活物资还能从土地劳作中获得，现在田地与住房之间距离太远，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要不断扩宽渠道，让移民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就业。特别是对于深度贫困县而言，通过易地搬迁脱贫的贫困户较多，仅靠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就业一批、自我创业开餐饮店和便利店等就业一批、小部分就近进厂就业一批等方式只能解决小部分移民，主力军还必须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大规模就业。为提升其技能水平，地方政府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订单式＂教育培训，鼓励用人单位、各类培训机构和其他中介组织为移民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技能培训；也可因地制宜，根据地方特色和移民擅长的手艺发展产业，并配合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才能实现＂稳得住、能脱贫＂。
　　2.活动引导：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
　　从村庄共同体到社区共同体的实现，不能仅靠空间的改变和传统教科书式的宣传教育，这是一个移民融入的过程，需要一段时期才能实现。在这一时期，社区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丰富新市民社区文化内涵，用当地社区的居民来带动和影响移民主动参与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的理念，促进来自不同地方移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创造条件增进移民与新社区周边原居民交往，逐渐淡化移民与原居民之间的界线，让移民有存在感、参与感，意识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从而培育移民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积极投身到自己家园（社区）的建设。
　　3.重建社区共同体意识
　　过去在几百人、多不过两三千人的小村庄里，依靠的是＂能人治村＂，村民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而如今在上万人的社区中，对于来自不同村庄的移民来说，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共同体观念，改变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度低、邻里关系淡漠、社区居民自治能力薄弱等现状，开启现代化的新社区生活。社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及工会委员会、妇女组织、调解组织等群众自治管理机构可通过结队帮扶、分片包干、一对一宣传指导等形式，不断增进与移民的交流与了解，关心群众诉求，了解他们对新社区的不适应性，从而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真正推动移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自我认同方面作为＂市民＂的认同转型，进而完成从空间搬迁向人的整体搬迁的推进。
　　空间性的效应会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阻碍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而生存空间、交往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变化，使移民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方式和解构其原有的社会认同而带来的秩序困境的挑战。由此，可通过拓宽移民就业渠道、保障基本生计、开展社区便民服务等方式，对移民在意识思想观念方面进行身份引导，让其构建起社区共同体意识，开启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从而实现移民社区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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