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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朝古都长安毁在了谁的手上千年帝都是如何陨落的


  长安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会以都城的身份存在,直到唐朝灭亡后,长安城从此再也没有被选为是都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作为十三朝古都的长安到底是毁在了谁的手上?黄巢起义对于长安城来说是一大浩劫,直接导致唐朝丢掉半壁江山,虽然最后起义是以失败告终,但大唐寿命以危在旦夕,可以说最后的结果已无法逆转。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千年古都长安到底是如何陨落的,一起来看看吧。
  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来自朱温。
  读历史,有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曾经辉煌无比的长安,从唐代以后1100多年,为何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在此立都建国呢?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
  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代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黄巢的怒击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在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据《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
  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黄巢之乱,是长安城沉沦千年的开始。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衰落的开始。
  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军阀的毁灭
  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荡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军阀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剧照:军阀朱温,是长安城的最终毁灭者。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一座古都开封的崛起,是长安的毁灭。
  长期的动荡
  政治动荡,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却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荡,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却仍然战乱不断。
  到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
  太祖曰:迁洛未久,又当迁雍。
  对于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
  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一系列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只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计划。他最后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51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
  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森林的破坏
  政治的动荡,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近四百年的动荡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八百里秦川的森林被砍伐,为长安城种下了生态恶果。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
  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水资源的锐减
  在森林资源衰竭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消失。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
  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水旱蝗灾并起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公元前2世纪-19世纪:关中地区旱灾、水灾趋势图。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
  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耕地与粮食
  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气候开始逐渐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唐朝的《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耕作用地日趋衰减、长期缺粮,是唐代长安城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可耕地越来越少,所以,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漕运的断裂
  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
  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
  斗米斗金。
  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漕运,是维系长安城和大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积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
  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两年后,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从西北到东北
  除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军事中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在此情况下,防守东北方向的北京,其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
  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逐渐从帝国的中心,沦落成了一个相对配角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首都的东渐北移
  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唐代以后,中国的定都,逐渐从西向东、从南向北迁移。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古都的幻灭
  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荡,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秦汉时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从唐代开始逐渐衰落。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
  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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