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再看看"。 我常常是半夜十一二点坐滴滴的专车回家。安静的车里,看着大多透着白领气质的司机,心里会暗暗地给他们加声油。 我作为创业者,也关注着同为创业公司的滴滴、Uber的公司进展。它们被喜爱与被抵制兼有,创新者与破坏者的标签共存。每当想起这些,在深夜的滴滴专车上,有三个场景常常从脑中跳出来作类比。 第一个场景是集装箱。 近期发生在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对专车的抵制活动,与五十多年前码头工人对集装箱的抵制十分相像。 集装箱作为一种颠覆性的货运手段,极大地压低了运输成本,使得中国生产的产品运到纽约,远比在纽约郊区生产更为便宜,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那本著名的《集装箱改变世界》称,没有集装箱就没有全球化。 但标准化、自动化的集装箱,直接冲击着以装船、卸船为生的码头工人的就业。工人以集会、罢工等多种形式抵制,21000名纽约码头工人齐集麦迪逊花园广场痛陈集装箱之害。 然而新技术的趋势终不可挡。集装箱成为航运主流,码头上的劳工大军和他们生活的社区终成回忆。因为不适应集装箱贸易,"一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中心的城市,比如纽约和利物浦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码头区以惊人的速度衰落"。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的诸港口,以及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积极适应集装箱业务的港口,获得了充足的货源和运输资源,发展迅速,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互联网对世界的颠覆比集装箱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已在传播业、零售业获得了证明,现在正在移动出行上发生作用。 浩浩荡荡,世之趋势。对碰到的每一位出租车司机,我都劝他们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辞旧迎新,顺应趋势。 第二个场景是"出位"。 如何看待专车与旧秩序的冲撞?它与改革史上那些先行探索相似。 举几个标志性的例子: 一、小岗村,直接与当时的中央政策对着干,行动前立下生死状。 二、年广久做"傻子瓜子",雇了12个人当帮手,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个著名诊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年广久遭到猛烈批判,后来还是邓小平把年广久保下来了。 三、1981年,福建同日立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有人将之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差不多同期,荣毅仁的中信为筹措资金,准备在日本发行100亿元债券,很多人跑去向国务院告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 四、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业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但很快引来抨击,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不久上面来了指令,可口可乐只能在外国人圈子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五、上世纪90年代初,山东诸城官员陈光将所辖国企全部改制,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震动全国。有人写就万言书痛陈国有资产流失,直至1996年朱镕基率领国务院视察组亲临诸城,才有了定论。 以上案例,今天看来质疑和阻挠的一方显得如此有违常识有违趋势。30多年改革史,就是一个先锋探索与制度规范相竞赛的过程。新现象冲击旧秩序,大变革逼出新规范。 第三个场景是"再看看"。 有朋友问,专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与出租车的矛盾,比如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等,那么,专车是否危矣? 这需具体分析。 征地、拆迁也曾引发过不少群体性事件,但土地财政的政策取向使其没有退缩。 专车的利益受损方有出租车司机,想管还未管到手的交管部门也属暂时利益受损方。受益方一是消费者,二是开专车的司机,三可能是互联网巨头(包括投资资本)。 从主政者的角度,专车明显符合现在最热的几个政策主题: 1.互联网+; 2.绿色出行; 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4.简政放权; 5.就业。 从损益分析来看,专车整体的社会效益是正向的,大方向上与当下的政策取向一致。就如电商、互联网金融从出现到建立合理的管理体系需要一个过程,要给专车以宽容,要给专车以时间。 中国最大的财富,也许是正在经历剧变并且积累了应对剧变的经验。邓小平面对年广久对马克思经典论述的挑战时,说了三个字:"再看看。" 这是面对新生事物最冷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