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述我是怎样摆脱瓦格纳的

　　早在1876年夏天，在拜洛特举行第一届瓦格纳音乐节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告别了瓦格纳。我无法忍受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自从瓦格纳回到德国，他就开始堕落，一直走到让我鄙视的地步，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反闪族主义者。实际上，那是跟他分手的最好时机，但这一决裂还是来得太快。瓦格纳其人，表面上十分狂妄、不可一世，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脾气暴躁、富于冒险的颓废者，竟然还拜倒在基督教的十字架之下。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能睁开眼睛或靠着一点灵感看到这一可怕的情况。我是唯一为此而受苦的人。行了，这时发生的事情犹如一道闪电，让我看清楚了自己刚刚逃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禁战栗起来，就像躲过一场大难的人感到后怕。
　　我继续独自前行，不久就病倒了；而且不仅仅是病，我感到厌倦；我厌倦了无穷无尽的失望，厌倦了现代人所热心的所有事情，厌倦了到处浪费精力、勤奋、渴望、青春和爱情；厌倦了这充满理想谎言和被麻醉神经的世界，而瓦格纳利用这些东西竟然又一次战胜了一个最勇敢的人。最后，我还厌倦了由无端的猜忌带来的悲哀，我被看作一个越来越多疑的人、一个越来越狂妄的人、一个越来越独孤的人。除了瓦格纳之外，我再没有别的人，而我总是受到德国社会的控诉。于是我独自一人，十分残酷地不再自信，站在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边，他们伤害过我、猛烈地打击过我。这样我就找到一条通向无畏的悲观之路，它是反对那些虚幻的完美理想的；这也是一条通向我自己的道路，是我的使命。这一隐藏多年而又无所不在的东西，最后以我的使命出现，它开始进行报复，因为我曾经试图逃避或者消除它，试图与敌人为伍，因为我的所有积极投入都偏离了自己的主要目标。我经常做的是，为自己确立一些美德，为的是忘掉自己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只要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使命，让自己松懈下来，那就是病态发作了。此外，好奇心和畏惧心理也是原因。因为我放松了自己，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希望回归健康，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加重自己身上的负担。
　　我经常自问：我是否要比别人更加得益于自己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每思至此，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声音在说：在超越之后，从更高、更实际的角度看，一切应该做的都不会没有用，一个人应该去承受它、热爱它，这就是我存在之根本。说到我持续不断的疾病，我是应该把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我的疾病，还是我的健康？由于疾病，我有了更高层次的健康，一种越来越增加的健康；任何东西只要它不能一次就摧毁我，我就会凭借它越来越强壮。因为疾病，我有了自己的哲学。无穷无尽的苦难才是心灵的最终解放者。我像是处于湿木头燃烧的火上，慢慢被烧烤的痛苦迫使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深入到自己内心最隐秘处，抛开一切纠纷、信任、温情、善意、衰弱、平庸，即抛弃所有那些我以前认为是人性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苦难是否会让人前进，但我知道它会让人更加深刻。如果我们要用自己的骄傲、蔑视和意志力与苦难对抗，那就有如那个印第安人，他不论受到怎样残酷的折磨，都不断地进行谩骂，以此作为对拷打者的报复。如果我们从痛苦中逃进虚无，逃进一个看不见、听不清、说不出的世界，一个自我顺从、自我忘却、自我埋葬的世界，我们就丧失了自主性，抛弃了任何有风险的实践活动，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如果反过来，我们就可能有更多的探索，就可能提出一些更为深刻、严厉、困难、叛逆、无声的问题，一些世上从未有人问过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相信生命了，生命自身成了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成为一个黑暗的幽灵，一个瞎眼的猫头鹰。我们仍然可以热爱生命，但那是一种不同的爱，就像对一个我们不再相信的女人的爱。
　　我的错误在于，满怀着理想去拜洛特，结果注定要遭受最痛苦的失望。在那里，丑陋、荒诞、强烈的刺激占据了一切，让我无比反感。我看到的是末路艺术濒临死亡时的样子，拜洛特让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描绘的瓦格纳完全超出了他本人；我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怪物，却是可以燃起艺术家热情的怪物。而真实的瓦格纳、真实的拜洛特，只不过是从我创作的图画中临摹的东西，而且纸张低劣。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让我非常希望窥见瓦格纳真正其人及其动机。这一认识过程对我是十分痛苦的，甚至让我感到惊恐。但最后我认识到，如果我足够坚强，能够反对自我和最爱的人，就一定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并能获得安慰和鼓舞。于是我心中充满了欢欣，这一欢欣不仅是抛弃瓦格纳而带来的欢乐。
　　我热爱艺术，非常热爱；在一生中，我只有艺术，即使到了应有别的激情的年龄，我仍然是这样。应该坦率承认，我曾希望借助于艺术来让德国人彻底厌恶颓废的基督教精神，我把德国古老神话看作瓦解这一精神的力量，看作恢复人们多神主义的一种 工具。我是那样害怕基督教复兴。
　　人们如果不是如此受苦，或者其自身如果不是如此缺乏朝气、懦弱无能，因此还没达到这样需要瓦格纳艺术、需要依靠他的地步，他们本来是可以轻视他的。这就是我反对瓦格纳艺术的基本理由，而不是出于什么卑鄙的动机。一个东西，如果不是很需要它，非依靠它不可，就不会对其评价太高。现在的问题是，要么不再需要瓦格纳艺术，要么继续需要。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19世纪下半叶，是瓦格纳让我们懂得了艺术的重要和辉煌。当然，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所作所为并不正派，也没有远见卓识。瓦格纳反对这个世界的谨慎、冷淡和易于满足，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陌生人。他与那些肤浅的人、所谓十分聪明的人作对；但他也跟那些主持正义、乐观入世的人（如歌德）交手，还同那些坚韧有力、讲求科学的人搏斗。这就是瓦格纳的两面性。
　　瓦格纳追求一种疯狂，这个时代追求另一种疯狂。这两种疯狂速度相同，互相追逐，它们都是盲目而不公正的。
　　要追溯瓦格纳的心理历程是十分困难的，决不能相信他自己写下的那些对心灵的描述，他那是在为自己的追随者写宗派手册。他能不能为自己作证，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些人妄图从自己身上制造出一种原则，瓦格纳就是这样的人。瓦格纳从不明确谈及最终目标。
　　瓦格纳的野心远远超出其天赋，因此他多次试图获得其能力不及的成就。在看到他如此执着不断地冲击那不可征服的领域时，我们几乎要为之战栗了。瓦格纳的本性使得他必定如此。
　　瓦格纳有一个地方很有问题，那就是他的疑心。这一特点是那样明显，以至于有两次我都怀疑，他还是不是一个音乐家。
　　瓦格纳的头脑其实跟普通人一样，总喜欢把事物归结到一个起因。犹太人也是这样：因为只有一个目标，所以也只有一个救世主。瓦格纳以这种错误的方式很有效地简化了德国和德国文化。
　　瓦格纳多次在心中自我交流，这时他承认了一切，我只是希望他也能当众承认它们。我们所说的伟大就是指，为了真理甚至不惜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
　　——尼采反对瓦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