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抗逆力视角下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冲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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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得桂 张硕
摘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导致其多重角色冲突愈发凸显。抗逆力是提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地位、缓解角色冲突以及保证正常生活的重要途径。可从抗逆认知和抗逆支持两方面提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抗逆力。具体说来，可通过开展多渠道培训调整角色代偿意识、型塑现代女性角色期望、扩充亲缘、地缘、业缘＂三缘＂社会网络，减轻角色冲突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造成的困扰，使其摆脱压力的束缚，从而达致积极性抗逆重构。
关键词：农村女性；角色冲突；积极抗逆力；重构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03-0075-（13）
Types of Role Conflicts of Rural Married Middle-aged and Young Women and Their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stress resistance
HE DeguiZHANG Shuo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the advancement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has been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role division model of ＂men outside the home and women inside＂，resulting in their multiple role conflicts becoming more prominent.Resilie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role status of married middle-aged and young women in rural areas，ease role conflicts and ensure normal life.It can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married middle-aged and young women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cognition and resilience support.Specifically，multi-channel training seminars can be used to adjust the role compensation consciousness，shape the expectations of modern womens roles，expand the kinship，geography and vocational ＂three-margin＂ social network，and reduce the role conflicts caused to rural married young women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stress，so as to achieve positive restructuring.
Key words：rural women；role conflict；positive stress resistance；reconstruction
一、問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农村社会，大多数已婚女性为了脱贫和维持生计进入职业岗位，从而需要在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工作之间寻求更多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与女权主义等思想观念逐渐被农村女性接受。相比＂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没有了强制性的习俗与规范，女性的活动范围跳出了家庭的束缚，逐渐走向了大社会；期间，女性扮演了多种不同的角色[1]。由于角色间角色规范的非完全同一性，女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角色冲突，这种冲突在深受传统与现代＂拉扯＂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农村女性由于缺乏现代性的平等理念与女权主义观念，在冲突来临时缺乏相应的抗逆认知，也没有足够的抗逆支持来应对。更多时候，她们会消极地顺应冲突的发生，而不会通过各种努力达致更好的积极性抗逆重构的结果，导致农村女性实际上被这种冲突所困扰，进而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这种冲突不仅影响其家庭内部的和谐稳定，更对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也同样增加了农村社区的治理成本。
在农村已婚女性群体中，中青年群体由于接受能力强、思想较为活跃、观念较为现代化，其生活理念和行事风格往往较老年一代更不具＂传统性＂，也就越来越凸显单一角色冲突和多重角色冲突。一方面，城市社会对女性群体职业化的肯定和接纳以及由于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家庭劳动力的缺乏，使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职业期望。但农村社会中评价体系的＂传统性＂和＂滞后性＂仍将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角色期待更多地限定在家庭。另一方面，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普遍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既有走进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又有独立自主的观点和自我谋生的能力，渴望走出单一家庭角色限制，承担社会角色。但＂劳动—个人＂＂家务—工作＂＂家庭—社会＂等新型角色之间的矛盾也使其苦不堪言[2]。为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考虑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迁外，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调整自身在冲突发生时的抗逆认知水平与能力同样值得关注。否则，我们既无法了解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冲突的逆境所在，也无法确定在角色冲突发生时其抗逆的困难之处，更难以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冲突与矛盾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以往文献资料进行检索发现，直接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角色冲突作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女性角色冲突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刘迟等学者从传统性别意识、工作满意度、家庭分工体制和心理心态健康水平等方面对当前妇女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开展过研究[3]。李鵬认为，城市贫困女性的角色具有某些相对优势，但受制于经济收入少、家庭观念、家庭照料等负担的制约而陷入角色冲突，进而从家庭、政府、社会三个方面提出改善措施[4]。张琪关注二孩政策下青年女性角色冲突的矛盾焦点，探究青年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和平衡机制[5]。王英男以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角色冲突的影响因素，并作了有关增促抗逆力的积极思考[6]。杨雪云借助文化堕距理论研究青年职业女性的角色定位、角色期待和角色矛盾，并分析其形成的社会根源[7]。刘金英研究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分析了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精神生活和科技学习等方面的矛盾与困境[8]。徐伟从留守妇女所扮演的四种角色入手，通过对其主次角色冲突转向和家庭双主角并存的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影响留守妇女角色转型的主要因素[9]。
既有研究对职业女性群体、青年女性群体和农村留守妇女的关注，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基于此，本文引入抗逆力视角，以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角色冲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角色冲突的类型与结果。通过划分角色冲突的类型并结合案例分析，本研究认为，从抗逆认知和抗逆支持两方面提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抗逆力，是缓解角色冲突以及保证正常生活的重要途径。要充分关注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自身因素，将其抗逆过程与结果放在农村社会现实情境中去理解，分析角色冲突的结果并提供可优化的路径。
二、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新型角色冲突的类型
角色冲突本来就是逆境产生的根源，要帮助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走出角色冲突的矛盾，首先要清楚角色冲突的几种表现，才能借由不同的角色冲突类型对抗逆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本研究依据已有研究对角色冲突的划分并结合笔者实际调研情况，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对角色冲突的认知作为角色冲突的划分标准，因而有如下分类：
（一）超越角色期待与能力不符的冲突
超越角色期待与能力不符的冲突是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承担了超过已有角色责任但本身能力并无明显提高，从而造成自身长期处于＂矛盾爆发＂的边缘。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大量成年男性选择外出务工，他们的部分责任转移到留守妇女身上，已婚中青年留守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劳动责任和抚养责任，从而造成了自身的超负荷运转。长此以往，便陷入角色冲突的困境。
1.完全劳动者与劳动角色期待的冲突
这里的完全劳动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完全生产劳动和完全家务劳动。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农业生产活动受制于人类体能的限制。男性在体能上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农业劳动的主体，女性在生产中仅充当配角或者起辅助作用，但二者都承担了部分的生产劳动。严格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家务劳动也不完全是由已婚女性独自承担的。比如，农村用灶台做饭，一般来说，男性负责砍柴、拉运、挑水等，女性负责做饭。男女两性都是家务劳动的部分承担者，二者只是在承担程度上有所差异。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和机器的使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了男女体能上的差异，女性同样也可以通过使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多的农村成年男性外出务工，农村家庭产生了＂男性缺口＂，出现了所谓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妇女不仅要承担本应由男性承担的农业劳作，也要承担全部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子女和老人的任务，成为完全的生产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这种超负荷运转造成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没有时间与精力享受生产之余的愉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心理负担，严重者还会出现心理扭曲，给家庭生活与个人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2.家庭抚养者与角色期待的冲突
这里所说的家庭抚养者与角色期待的冲突实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要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而超出当代女性角色本身的期待；二是因为要承担更多的抚育责任而超出当代女性角色本身的期待。在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男性外出务工，日常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工作由女性一人承担；而在多子女家庭中，因子女赡养父母责任分配不均而导致老人无人赡养或赡养责任与义务落到一人肩上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不管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在多子女家庭，都会出现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承担超越角色期待责任的情况。虽然当代社会并没有赋予女性角色这一强制性责任，但由于受到自身认知和＂道德评价＂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情况一直存在并构成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超越角色期待与承担该角色责任的能力不符的冲突事实。
（二）角色认知差异与村庄评价排斥的冲突
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女性经历了大量角色转变，既有新角色的诞生，也有传统角色被赋予新的内涵。但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对＂新＂角色的认知度较低，对角色实际期待不明确，或与他者对该角色的理解不符，不易为村庄主流评价体系所接受，而陷入角色冲突的困境之中。
农村主流的人情交往和评价体系基于老一辈多年＂经营＂的社会关系建立，其内容往往涉及血亲、远近、等级、尊卑、长幼、往来等话语领域。老一辈人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认知也往往更为传统。但当下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呈现＂私密化＂＂原子化＂倾向，她们越来越关注自身与小家庭的成长与发展，与村庄其他熟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触变少，难以融入村庄大集体和老一辈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对于她们来说，村庄仅仅是一个生活的空间，而不再是寄托精神与心灵、寻求保护与安慰的地方。＂为自己而活＂＂为小家庭而活＂＂如何过得更好＂成为她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她们越来越在乎自身发展、物质获取、情感表达和精神体验，并逐渐退出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交往规则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10]。结果就是，她们很少关注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被排斥在村庄主流评价体系之外。另外，随着男性的外出务工，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遭到了削弱，留守的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既要承担起寻求邻里帮扶、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责任，又要处理因丈夫缺席生产、生活而导致自身面临的＂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三座大山[11]。为了缓解自身压力，她们大多已经开始按照自身的逻辑，即个人的好恶、情感、意志、性情、利益等来建构新的日常互动网络，而不再是主流的共识体系。她们与＂志同道合＂的群体日常互动，倾诉家长里短、释放内心的情感，但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很容易传入老一辈耳中，难免造成二者的隐性矛盾。而在留守群体较少的村庄，这类留守的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无法建立这样的生活圈，往往选择隐忍下来，但长此以往会增加家庭矛盾爆发的冲突与烈度。她们基于对好媳妇＂新＂的认知更多关注自我与小家庭的需求而退出村庄人际交往网络和评价体系，但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得不依靠这一规则和资源解决实际矛盾和问题，因而造成自身矛盾的困境。
（三）多重角色认知失衡的冲突
当下，农村社会已婚女性已然不局限于传统女性角色了，她们不仅参与农业劳动，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而作为发展的参与者，则更可以享受发展带来的收益。可以说，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已然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们不仅要承担家庭责任，也要承担工作责任，更要承担社会责任，由此也导致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角色冲突。
角色间的冲突一方面表现为＂职业—家庭＂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的差异成为吸引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从初期只有男性外出务工，慢慢发展为已婚中青年女性也开始走出农村。如今，外出务工的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作为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主体，部分农村家庭女性打破了原有的＂不离家＂的传统角色定位，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务工或是参与服务业中，扮演了一个打工者或者服务者的角色。长时间离开家庭导致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尽不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出现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从而形成了＂职业—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
角色冲突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公共—家庭＂的矛盾。部分农村女性进入政府管理部门担任公职人员，相应地，她们要参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项建设任务，承担着人民群众对于该职位较高的角色期望，而工作內容却繁琐而细碎。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她们承担着更多的职业压力。高负荷运转固然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农村基层的工作绩效，但从长远看，她们的身心承受着严重的职业压力，还容易把职业压力带到家庭之中，造成家庭矛盾。此外，由于角色要求，她们还要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多数地方基层干部周末基本不休或者少休。对已婚中青年女性干部来说，原本投入家庭的时间就很少，脱贫工作又占据了更多时间，使其无法完成家庭角色要求而造成角色冲突。
三、角色冲突与逆境抵抗
面对冲突、困难和逆境的挑战，抗逆本身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只不过受到抗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制约，抗逆的效用性或者说抗逆的结果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从逆境出现到逆境抵抗，进而分化为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整体过程。新型角色冲突类型，同样也会导致不同的抗逆结果。我们要将角色冲突、抗逆力与抗逆结果当作一个研究整体。
（一）抗逆力的解构
目前，学界对抗逆力的概念界定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这一概念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能力论、结果论和过程论。能力论者认为，抗逆力的本质是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个体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且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会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12]。结果论者认为，在环境和危险因素改变的情况下，抗逆力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抗逆力应该被视为适应良好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固定品质[13]。过程论者认为，抗逆力运作体现的是抵抗压力的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性特征，强调面对复杂情况能够综合多种能力，反对以静态思维解释抗逆力[14]。
由于对抗逆力的讨论并不限于其本身，而是想通过对抗逆力的讨论落脚于增强抗逆能力，因此本研究也将抗逆力看作一种能力，即个人在应对逆境的挑战中，能够清楚并完整地感知到自身所处的情境，并具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一逆境所带来的威胁的能力。本研究同样认为：抗逆力与个人以往处理困难的成功经验相关联，不仅是个人生理、心理的个性特征，同时还受到个人的朋辈、家庭和社区支持的影响[15]。结合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Adrian D.van Breda对抗逆力的论述①，本研究认为，从两个方面讨论抗逆力会有更好的效果：一是抗逆认知，即个人对逆境的来源、种类、特殊性等相关属性以及自身所处的条件、位置、环境等因素的认识与感知能力，包括抗逆意愿和抗逆感知等因素；二是抗逆支持，即个人在抵抗某种逆境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抵抗逆境影响的支持性因素，包括主体抗逆支持和客观抗逆支持②等因素。
上述两个维度即是分析抗逆过程的维度也是分析抗逆结果的维度，具有双重维度内涵。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抗逆支持是基础，是抗逆主体的主观能力与外在的客观能力，客观性较强，不容易有较大的改变；抗逆认知是核心，只有个人对逆境以及自身有清晰、明确的认识，才能明白自身如何消除逆境的不良影响。后续的资源调用和抗逆路径选择都建立在对个人和逆境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
（二）角色冲突的抗逆结果
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发现，角色冲突之下，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群体的抗逆认知与抗逆支持均有强弱之分，且不具有一致性。抗逆认知强，抗逆支持未必与之相适应；反之，抗逆认知弱，抗逆支持或许足够，因此导致抗逆结果较大的差异性。基于此，本研究以抗逆支持为X轴、抗逆认知为Y轴构建＂认知—支持＂抗逆结果分析框架，出现了四种结果：强认知、强支持；强认知、弱支持；弱认知、弱支持和弱认知、强支持（见图1）。
角色冲突一旦发生，被解决之后，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即比冲突之前好，或与之前相似，亦或比之前差。结合上文对抗逆结果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强认知、强支持＂下的抗逆结果是积极性的，会造成比角色冲突发生之前更好的结果；＂弱认知、弱支持＂下的抗逆结果是消极的，会造成比角色冲突发生之前更差的结果，＂强认知、弱支持＂和＂弱认知、强支持＂下的抗逆结果由于各有不足会呈现一般化色彩，既不会比角色冲突发生之前差很多，也不会好很多。这里分别将这三种情况对应为＂积极性抗逆重构＂＂复原性适应重构＂和＂消极性顺应重构＂。＂认知—支持＂持抗逆结果分析框架可变为图2所示：
（三）案例导入与＂认知—支持＂抗逆结果分析框架的适用
笔者利用暑期时间对陕西省Y区W镇X村年龄在21～49岁之间的已婚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得知她们大部分在家务农，丈夫外出打工，留守现象较为普遍。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合使她们经常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且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的重叠使其社会关系种类单一但内容复杂，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同样对她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然而，每个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却不一样。基于此，笔者选取三个代表性较强的案例，运用＂认知—支持＂抗逆结果分析框架进行详细分析。
案例1：被访者是陕西省道德模范。据被访者叙述，自己能成为道德模范是因为在全家最苦最穷的时候抚养了两个孤儿。这两个孤儿是丈夫哥哥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原本孩子是由公公婆婆带，但公公婆婆都已经70多岁，加上病重，没有精力再去照顾孩子。收养孩子是自己主动向丈夫提出的，当时觉得自己建有两个农作物大棚，家庭状况还可以。但毕竟增加了两个孩子，困难时期还需要负担老人的医药费，卖掉一个大棚给公公看病，至今还有欠款。被访者觉得，对自己的孩子和父母感到愧疚和亏欠。收养的两个孩子的婚姻大事也是自己操办的，包括准备彩礼等。放弃的念头也曾有过，但一方面不想让两个孩子孤苦无依，另一方面是自己提出来的，放弃的话，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会压垮自己。庆幸的是，孩子比较体谅父母，没有怨言，家庭也比较和睦，娘家人一直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后来又有了政府资助，也就熬过来了。现在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四个孩子也成器。
在这个案例中，面对两个孤儿，被访者提出抚养孩子，结果造成自己经济拮据，自己的两个孩子的生活受到影响，自己的父母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赡养。在这种双重矛盾之下，被访者的内心出现波澜，一度想过放弃，但家庭内部、娘家人和政府等外部支持促使其坚定信念。从整个过程而言，被访者主要的角色矛盾是承担了新的抚育责任，被访者的抗逆认知表现得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在承担新的抚养责任时认知到自己可以扛下，并通过辛苦的付出解决了角色矛盾。物质条件是影响被访者的最大逆境，因此当条件发生改变时，被访者的抗逆力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呈正向。在案例最后，＂强支持＂和＂较强的认知＂的共同作用使被访者走出了角色冲突的困境，生活状态也越来越好，属于＂积极性抗逆重构＂。
案例2：被访者有一家四口人，如今儿子上高一，女儿外出打工。夫妻二人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外出打工，孩子交由娘家人照看。被访者说，由于本地工资收入太低，不得已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当时是由亲戚介绍过去的。自己家是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家庭，当时周围好多人都不支持，特别是婆婆家的人，但最后还是去了。打工期间，被访者经历了从普通工人到仓库管理员再到总库房管理员的转变，自己的工资也逐渐高过丈夫。但由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夫妻二人思考了一番，虽然二人同时打工的确可以增加较多的收入，但对儿女缺少照顾并不是两人所想要的结果。因此，被访者选择返乡，并利用三年的打工收入在老家盖了房子，还通过熟人干起了养殖副业，现在经济收入虽然没有打工时多，但至少也还过得去。
在这个案例中，被访者与丈夫同时外出务工而导致孩子上学出现困难，没有尽到抚养责任。夫妻二人经过思考，对自身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一方面，认识到两人数年打工的收入已经改善了收入低的状况；另一方面，＂虽然夫妻二人同时打工的确可以增加收入，但对儿女缺少照顾却让夫妻二人得不偿失＂。夫妻二人回乡后，在乡村熟人社会干起了养殖工作，并有了一般化的经济收入，属于拥有＂较强的抗逆支持＂。被访者虽然对自己的劣势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却并没有寻求村委会、乡镇政府等主体的帮助，属于拥有＂较弱的认知＂。在案例最后，＂较强的抗逆支持＂和＂较弱的认知＂的共同作用使被访者虽然走出了＂工作—家庭＂困境，但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属于＂复原性适应重构＂。
案例3：被访者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两个老人。如今女儿们已出嫁，儿子刚大学毕业，丈夫常年外出打工，而自己因腿脚不好便留守在家。被访者与村庄邻里的关系不太密切，自己在家有问题也不会向村里人寻求帮助。被访者认为，自己留守在家且腿脚不便，但什么脏活累活都还是需要自己干，会跟丈夫倾诉自己的难处；但丈夫却认为，最近几年的收入来源也全靠自己，妻子不需要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只需要照顾好老人和做些简单农活就好了，没什么困难。被访者表示自己在家和丈夫吵架也挺多的，但没有动过手。大多数时候都是丈夫的错，也没见丈夫和自己道歉，自己觉得很委屈，所以生活一直过得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在这个案例中，被访者常年一人留守在家，属于完全劳动者。她的角色矛盾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腿脚不好，承担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的能力不足；二是丈夫对自己的付出视而不见，自己有心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却不能。被访者分析、看待问题的能力有限，对自己的定位与认知也不太准确。在逆认知方面，被访者虽然认识到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但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与丈夫外出务工同等价值的工作；而且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可以通过寻求村委会、乡镇政府等外部的帮助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属于有＂弱的抗逆认知＂。在抗逆支持方面，被访者与村里其他人的交往较少，导致自己不能得到有效的邻里支持，属于有＂弱的抗逆支持＂。因此，属于＂消极性顺应重构＂。
（四）小结与讨论
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角色冲突并不只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农村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个人、家庭、组织、社会、政府等各个层面，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农村女性自身的发展而表现出新的角色冲突形式。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客观地对待农村女性的角色冲突问题，能够从自身认知与抗逆支持两个维度审视，并在这种冲突中找到相应的合适的切入点，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进行角色冲突的调试，就可以让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在人生坐标中，找到支点和归宿，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研究发现，角色冲突虽然不是逆境产生的唯一因素，但却是现实情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将角色冲突所造成的抗逆结果划分为＂积极性抗逆重构＂＂复原性适应重构＂和＂消極性顺应重构＂三类，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具体表现。当下农村，超越角色期待与能力不符的冲突、角色认知差异与社会评价排斥的冲突、多重角色认知失衡的冲突基本上可以涵盖角色冲突的全部类型。角色冲突的结果也较多表现为＂复原性适应重构＂，表现为＂消极性顺应重构＂和＂积极性抗逆重构＂的结果较少存在。从抗逆认知方面来说，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在遇到冲突和矛盾时能够调用自身优势的感知能力固然不可缺少，但也需要有着坚定的抗逆意愿；从抗逆支持方面来说，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既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又需要加强客观的支持力建设。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角色扮演过程本身就是其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不仅影响她们的生活状态，也影响她们人生价值的实现，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女性所承担的角色大多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这不仅需要她们及时更新自身的认知系统，更要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支持氛围，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力。
四、提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抗逆力的优化路径
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面临的双重角色冲突成为普遍问题。本文认为，从抗逆认知和抗逆支持两方面提升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抗逆力，是缓解角色冲突、保证其正常生活的重要途径。从角色理论来看，提升抗逆认知和抗逆支持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开展多渠道培训，提升主体抗逆认知
在应对冲突、矛盾等逆境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应对的主体，即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面对矛盾、困难和问题必然首先会了解自身有哪些不足以及有何种能力去解决它。这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抗逆群体来说有很大的相似度。第一，要让她们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认识自己的不足才能明白矛盾、困难等逆境是怎样发生的；认识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及时利用自身优势寻找各种途径，通过多种渠道去解决这些矛盾与困难。第二，要通过多渠道的培训与讲座增强她们的抗逆感知力与抗逆意愿。部分地区落后的婚姻家庭观念仍然存在，长期安于现状的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群体因其惯性思维，普遍处于抗逆意愿缺乏的状态。这时就需要政府、社会等其他主体多开展些针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培训与讲座，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其分析与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意愿与能力，提升其抗逆意愿与抗逆感知力，达到增强抗逆认知的效果。
（二）调整角色代偿意识，提升主体抗逆支持力
角色代偿意识是指职业女性由于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的限制，需要在某个阶段或某个场合为了某个角色而暂时放松对另一个角色的要求，或者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角色的实践有所侧重[16]。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女性从部分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并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需要女性自身对生产、生活和工作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有了来自外界的经验，女性才学会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客体，产生了对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从而产生了自我意识[17]。但当下部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因为自己的努力得不到他人承认，就造成了自我认知偏差。这个偏差的解决需要提高女性调整角色代偿意识，提升自身角色素质。角色素质是角色能力的体现，也是发挥角色作用、提高角色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的基础。提高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素质水平，有助于其运用更多样、更科学有效的方式解决困难，同时有助于提升其在家庭或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缓解角色冲突。角色代偿意识的确立，能够使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从实际情况出发，确立角色实现的目标，并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适当调整角色期待，适度接受自己某方面的不足，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生活满意度。
（三）塑造现代女性角色期望，提升客观抗逆支持力
农村女性的社会性别观念以传统型居多，缺乏独立决策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自身拥有的资本相对匮乏，尤其缺乏独立经济收入而降低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而文化资本的薄弱使其职业选择变少，为家庭成员提供智力支持时处于不利地位[18]。在农村的社会舆论中，要求已婚中青年女性当＂贤妻良母＂比当事业上的强者要强烈得多。如认为女人的位置应在家里，反对女性在社會上担任重任；认为侍奉老人、操持家务、辅助丈夫、教育子女是女人分内的事，男人干了也是帮忙；认为女人事业上无需成就，只需要把家管好；社会不会谴责，但却不能宽容不顾家的成功女性。研究显示，婚后从夫居的居住方式影响了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对家庭实物资源的控制，然而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与丈夫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平等有利于增加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进而增加了其在家庭的地位。要改变传统的角色观念，适当调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实现男女平等、互助，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新的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期望，并实践下去。
（四）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强大的社会支持力
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女性的矛盾、问题和困难。一是加强社会网络建设。社会网络是大量资源的聚集地，农村女性可以利用社会网络资源来提升自身的抗逆力水平，但如何利用社会网络这个载体是目标达成的关键[19]。女性社会网络密度比男性社会网络密度小，且呈现支持网络稀疏的特点。女性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在亲缘、地缘、业缘等范围内建构的，并呈现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外推的趋势[20]。基于此，构建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社会支持网络就有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可以鼓励建立正式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培育和搭建规范化的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平台，鼓励平台成员相互扶持、相互照顾，减轻留守妇女的生产劳动强度；村委会要充分发挥基层妇女组织的职能作用和优势，多渠道开展各项活动从而加强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之间的联系，鼓励她们走出家门，与身边好友倾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冲突和困难，并为其提供智力、精神和物质支持。这些措施可以增强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保证其在遇到困难时有可靠的对象寻求帮助，在心理压力大时有畅通的倾诉渠道。二是保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社会流动的顺畅，给予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对未来的期望值。正是因为生活有＂奔头＂，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才会选择积极的方式面对压力，并最终通过沟通或抗议等方式改变现状。同时，保证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扮演环境的相对安全和合理的扮演空间。科学有效的组织，能成为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提高角色素质的载体，能培养弘扬新的女性角色期望的形成，成为担当农村伦理建设的监督者和促进者。
五、结论
当下农村社会中，简单地让女性在个体角色、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中选择一种，既不利于女性自身的完善和成长，也不利于家庭的平等和谐发展，更有可能为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农村社区治理蒙上一层阴霾。解决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的问题不仅可以促进其自身的全面发展，还能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促进农村社区治理更上一层楼。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能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提升思想观念，增强抗逆行为，提高处理逆境的能力与水平。当前，解决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多重角色冲突问题的基点并不是放弃某一角色，而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抗逆的社会支持，通过提高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面对角色冲突时的抗逆认知来降低一种、两种乃至多种角色之间的冲突程度，减轻角色冲突对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造成的困扰，使其摆脱压力的束缚，从而达致积极性抗逆重构。这不仅是解决农村已婚中青年女性角色冲突的现实选择，长远来看，以此为基的道路更是促进农村女性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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