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资产价值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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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资产不同于一般非生物资产，生物资产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经济资源。因而，生物资产价值的形成也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生物资产的特殊性，结合现有对生物资产价值的一般性认识，深入分析生物资产价值形成机制，以期对我国生物资产计量及评估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生物资产 特殊性 价值形成机制
自2006年我国生物资产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以来，市场经济活动中涉及生物资产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有关生物资产的价值问题成为热议的焦点。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采用成本模式对生物资产进行计量，但有确凿证据表明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生物资产受其生命周期约束而使得历史成本是否能反映其真实价值、公允价值能否持续可靠获得值得探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生物资产的特殊性，结合现有对生物资产价值的一般性认识，对生物资产价值形成机制进行研究。
一、生物资产的特殊性
生物资产（Biological Asset），《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IAS 41）给予的定义是＂活的动物和植物＂（Living Animal or Plant）。我国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定义，即＂生物资产是指活的动物和植物＂。生物资产准则指南中解释，＂生物资产是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其中涵盖收获时点的农产品＂。生物资产与一般工业资产不同，更多依赖于其自然和生存的环境条件，具体表现为：
（一）生物资产的非标准性。对于生物资产来说，它不可能像工业企业那样在生产线上生产相对同质和标准化的产品。尽管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开始生产相对标准化的农业产品，但是，生物资产是有生命的，具有生长发育的特性，生长发育环境、人类的投入与管理状况的差异以及生物品种的优劣等，均可导致生物资产的个体形态及繁殖出的生物资产或产出的农产品存在差异。例如同一头母猪产下的同一窝仔猪或者同一棵果树上结出的果实，它们不像工业制品那样有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型号。生物资产的非标准性对其价值将产生直接影响。那么反过来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同类生物资产价值的差异？
（二）生物资产个体生长发育具有规律性。生物资产个体的生长发育及产出情况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在生理机能和组织结构上各有特点。在个体发育的不同时期，同一组织或器官的生长速度也不相同。比如牛。牛从出生到衰老死亡按其生长发育特点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哺乳期、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哺乳期是指从出生到断奶这一时期，此期内新生犊牛从依赖母牛转变为独立生活的个体，生长强度为出生后的最大时期；幼年期是指从断奶到性成熟（1.5岁）时期，此期内绝对生长逐渐增加，相对生长迅速下降；青年期是指从性成熟到体成熟（2岁）时期，此期内体重绝对生长达最高峰，以后逐渐下降，体量相对生长逐渐恒定；成年期是指从体成熟到衰老死亡为止，此期内各器官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全部完善，体型定形，各个部位开始积累脂肪，生殖、泌乳机能旺盛（昝林森，1999）。
总之，生物资产生长发育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大体遵循前期生长慢、中期生长快、后期生长再次减慢、停滞甚至衰老死亡的生长规律。其生长曲线接近S形，并向左右拉长。早在一百多年前，萨克斯（Sacks，J.1873年）就用S形曲线来描述树木的生长过程，从这类曲线上都能明显看出有两个弯或三个阶段，如果沿曲线的弯曲处做三条直线，以其相交处为界限，第一段大致相当于幼龄阶段，第二段相当于中、壮龄阶段，第三段相当于近、成熟龄阶段（见图1）。
（三）生物资产具有生物转化功能。生物资产与非生物资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生物资产具有生命，生物资产可以通过生物转化功能不断自然更新和人为繁殖扩大（再生性）。这种生物转化功能主要依靠生物的自身机理实现并受到自然力的影响（蔡方，2009），人类活动只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许云，2002）。例如植物通常是不运动的，它们可以借助光能及动物体内所不具备的叶绿素，利用水、矿物质和二氧化碳生产食物，使自身得到生长或产出产品。动物一般不能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只能以有机物（植物、动物或微生物）为食料，以进行摄食、消化、吸收达到个体生长或繁殖新的动物。植物或动物离开人的劳动也可以生存，如天然森林、野生动物等。但它们离不开土地、光热、水气等各种自然因素，因为这些自然因素是植物生长的条件，而植物又直接或间接地充当动物的食物。人类投入的劳动可以促进农业生物资产的转化。
二、生物资产价值的一般性认识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对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有两种不同观点，分别是历史成本观和公允价值观，IAS 41主张公允价值观。然而，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国际性的通用标准，生物资产品种和质量在各地差异很大，也缺乏公开活跃的市场衡量它们的价值，价值确认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资料不容易取得，且没有可验证性，使得公允价值的实际可操作性及可靠性预期效果较差，故采用国家较少。因而，更多的国家对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仍持历史成本观。
法国是最早关注生物资产价值计量、确认及报告的国家，较早对生物资产的交易出台了比较详细的指导方针。英国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现代生物资产报告制度的国家。美国则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按历史成本计量生物资产的国家。从英美法等国的生物资产价值准则看，都持历史成本观。即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如同工业品一样，包括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配比的制造费用。具体包括： （1）直接材料，指因生产生物资产所耗用的种子、种苗、肥料、饲料等费用；（2）直接人工，指为生产生物资产直接从事生产人员的工资、工资性津贴、奖金、福利费等；（3）直接机械作业费，指生产生物资产过程中发生的播种、施肥、喷药等费用支出；（4）其他直接费，指除上述三项费用以外的其他直接费用；（5）制造费用，指应摊销、分配计入各生物资产价值的间接生产费用。与工业产品的历史成本不同的是，企业对生物资产的人工投入，受生物资产自身生长周期和生长特点的影响，可能会分布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各时期的投入也会相差很大。
（一）基于存货政策选择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国内外的大量文献从如何选择会计政策的视角出发，得出选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税后成本是该公司管理层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结论。Dhaliwal et al.（1994）发现在税率较低和负债较高的企业中，存货期末清理发生的可能性更高。相关研究说明，在选择存货成本核算方法时，税收因素对管理层的决策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企业想要运用存货管理实现盈余管理，企业会权衡财务报告成本和税务成本。
（二）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另一类问题是，管理层愿不愿意承受税收成本大幅增加来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考虑到应纳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不同，会不会为了所得税成本的下降采取控制非应税项目损益的措施。
在研究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所得税成本时，Eriekson et al.（2004）证明了企业愿意以所得税成本上升为代价从事盈余管理活动。但是，由于他选取的样本公司数量较少，只有27家，且是一些典型的公司，这些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存在虚增利润和财务欺诈，因此研究结论是否客观、科学还未有定论。关于应纳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的不同，Mills & Newberry（2001）的研究表明，微利企业、上市企业、有财务困境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异常高的企业等会计-税收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大。研究证明了公司避税动因盈余管理的存在，为说明公司在进行会计收益的调增时会通过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之间的不同使得税收成本下降提供证据。但该研究并没有指出利用会计-税收差异使得税收成本下降的金额。而且，Phillips et al.（2003）从多个角度出发，证明了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确实在某些公司中存在。他把递延税款指标设立为表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指示灯，这是因为公司通过会税差异使得税务成本下降时，必将增加递延税款。递延所得税项能够很好地表示公司避免亏损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是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
姚淑瑜（2006）、叶康涛和陆正飞（2005）等也对企业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姚淑瑜（2006）的研究结论是：税收对盈余管理的现金流影响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会削弱；在税率越高的企业中，进行调增利润的意图越低。戴德明和音亮（2005）、叶康涛和陆正飞（2005）的研究结论发现通过会计-税收差异来规避所得税成本的行为在公司中存在，会税差异在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公司中越大。叶康涛和陆正飞（2005）的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它的非应税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这类公司更易基于会计-税收差异进行避税盈余管理行为。以上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层在进行调增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时，会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来避免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所得税成本，从而，相应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但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证明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避税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的文献在国内很少见。
（三）基于税率变动而引起的避税动因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利润的跨时间转移的角度；二是从利润的跨空间转移的角度。Guenther（1994）研究发现，公司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会将属于高税率会计期间的净利润转移到低税率会计期间。Collins et al.（1997）发现，当外国的税率高于跨国公司本国的税率时，公司更容易进行利润的转移以达到降低所得税税负的目的。
国内的研究文献相对来说较少。取消所得税中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是戴德明和音亮（2005）所作出的研究，但该文并不能提供公司跨期转移收益的确凿证据。王跃堂（2009）以2008年的税制改革为契机，比较研究了改革中税率将要上升的公司和面临税率下降的公司，研究的结论是面临税率上升的公司和面临税率下降的公司均有盈余管理活动，但前者的行为较之后者不明显。文中同时指出，资本市场会对成功避税的公司表现出积极的反应。谢香兵（2013）以2008年所得税税制改革之后，所得税税率降低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所得税税率降低前一年，公司存在明显的推迟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推迟利润的行为大多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出现，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少。
三、基于会计-税收差异避税盈余管理市场反应的研究综述
Ball & Brown于1968年开创性地建立了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信息理论、有效市场理论为研究基础的信息含量研究方式，随后，许多专家学者遵循此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且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不仅发现这种信息含量研究范式能够证明会计信息是否有用，并且发现这只是研究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一个方面，会计信息有何用处更值得去研究，也就是会计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文献中，关于会计损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已较为丰富。各国学者均已在信息观和计价观这一研究理论基础上，实证分析和研究了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以及相关关系是如何产生的。Bernard（1995）通过运用剩余所得评价模型得出企业的净资产和会计收益均与股票价格存在关系。Lev（1997）和Amir & Lev（1996）认为这是由于经济模式从资本密集型转到无形资产密集型造成的。然而，Dontoh et al.（2004）认为，是非信息依赖型交易的增加，降低了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Elliott & Hanna（1996）则通过实验证明了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对股票价格解释力的下降是暂时性盈余项目增加的结果。
在国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已有运用理论基础和模型对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的文献。赵宇龙（1998）以1994年、1995年和1996年作为考察期，以上海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的未预期会计盈余信息与企业的股票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证实了会计盈余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龙月娥、叶康涛（2013）以2008—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会税差异区分为向上盈余管理的差异和向下盈余管理的差异，分别检验了两种方向的差异对证券资本市场估值的影响，发现市场具有价值发现和自动纠偏的功能，对向上盈余管理差异越大的公司估值越低，对向下盈余管理差异越大的公司估值越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公司的会计收益指标和应纳税收益指标的差异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有必要对纳税申报表中的数据有选择性地进行披露，甚至是直接对外公布纳税申报表，还有学者认为，应一体化披露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
Hanlon，Kelley & Shevlin（简称HKS）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将应税收益指标替代会计收益指标，以此来研究股票市场的参加者是否能全面理解公司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所理解的程度如何。研究的方法是，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1983—2001年作为考察期，研究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这两种收益指标的信息含量及两者有何不同。HKS是运用财务报告的数据资料进行估算的，因为无法从公开途径获得应纳税损益信息。这种处理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差，但对于他们的研究来说，采用财务报表中的数据可能更为合理科学，因为资本市场只能根据企业对外公开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股票估值，而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税收益指标是不对外公开的。作者分别以税前会计收益和推算出的应税收益作为自变量，以股票的收益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两个不同的自变量下模型的拟合优度，可以判断出哪个收益指标与股票收益率相关或哪个更相关。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大多数年份的以税前会计收益作为自变量的模型的拟合优度，是以应税收益作为自变量的模型的拟合优度的两倍，也就是说，税前会计收益解释力更强。然后，又将两个解释变量纳入同一个回归模型中，这样可以检验出，两种收益指标同时出现时，会不会使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有用性出现损失。总而言之，HKS的研究证明了，应税收益指标和会计收益指标均有价值相关性，但是资本市场中股票投资者依然倾向于用会计收益信息来估计和衡量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还处在改革中，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态势愈加明显，这也使得我国的上市公司与国外的上市公司一样，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将逐渐增大，相应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也会不断增大。那么，美国的这种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也存在呢？这是值得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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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楠，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