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大学学位的员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比没有大学学位的员工能多赚100万美元。因此,如果我们为所有人敞开大学的校门,那么这个国家会变得更美好。 这就是人们为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大规模扩张——无论是学费还是学生人数——所做的辩护。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种假设只是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缔造者成功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 他们的欺骗手段很狡猾,围绕一个微妙的逻辑缺陷展开,这个缺陷称为"合成谬误"。这种谬误让你认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来说是正确的现象,同时对每个人或每件事来说也都是正确的。有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谬误:在棒球场上,如果一个人站起来,他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如果球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他们也将看得更清楚。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学士学位,那么他能在生活中赚更多的钱,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获得学士学位,经济会变得更强大。为了明白其中的道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国家有1.3亿个工作岗位,根据语言和计算能力的要求对这些工作进行排名。位居顶端的是数学教授,排在最后的是看门人。 在排行榜上,上半部分工作的平均薪酬要高于下半部分工作的平均薪酬。当然了,每个组别也有很大的区别:对学术要求高的职业,也有薪酬为1.5万美元的兼职教授,而对学术要求低的职业,比如棒球运动员,薪酬可高达1,500万美元。不过平均薪酬在排行榜上也很重要。 现在来考虑美国生活的另一个特点,雇主通常不会对求职者进行能力测试。要么是律师告诫他们不能这么做,要么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如果他们想挑选有知识技能的员工,他们必须依赖一个替代性指标。大学学位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中,一半的人有学士学位,另一半人没有学士学位,那么有学士学位的人将从事我们排行榜上半部分的大部分工作。 大学学历是衡量个人能力的不完美指标。有些颇有成就的企业家患有阅读障碍症,在学校里学习很吃力。有些纨绔子弟来自人脉很广的家庭,获得了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文凭,当上了某家公司的总裁。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排序机制,大学学位依然会影响员工的升迁。 即使学校课程和就业岗位之间没有任何重要联系,大学文凭的影响力也依然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古典文学的一等学位,曾经是进入英国外交界获得理想职位的敲门砖,并不是因为流利的拉丁语会派上用场,而是因为这是头脑聪明的象征。 在一个半数人口上大学的国家里,一个人贷款努力获得大学学位有什么好处?也许物有所值。这可能让他摆脱洗车的岗位,找到负责收账的工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去上大学,他们都能找到排行榜上半部分的工作。 政治家宣称,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应该去上大学。这种概念背后的平等主义很难挑出毛病。毕竟,在这个只有一半人能够上四年大学的教育系统里,的确有些不公平的现象。富人的孩子能够获得知名高校预留的录取名额,穷人的孩子从开始就落在后面,进入教学质量差的小学。 但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教育系统是巨大的浪费。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University)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协助负责大学学费及效率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 Productivity),他引用了下面有趣的统计数据:在美国,有11.5万个看门人拥有学士学位。他表示,如果联邦政府没有让这么多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佩尔助学金让他们去上大学,美国经济产值可能会更高。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认为,大学四年获得学士学位已经变成了一出闹剧。他写道,许多大学生本来不应该上大学。许多课程没有起到让学生为雇主提供更多价值的作用。为什么不放弃学士学位,用资格证书体系取而代之(比如,编程技能)?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SAT考试的主办方)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查尔斯·默里的看法存在争议,因为他把我们社会的知识层面看做既定事实。这种想法与政治家体现平等主义的声明产生了冲突。但是平等主义不能让我们拥有工作技能,也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如果理查德·维德和查尔斯·默里这样的思想家更有影响力,那么有些在高中为代数发愁的孩子,可以转而学习焊接或者汽车修理,许多为人文科学课程消磨四年时间的学生,可以转而学习护理或软件。 对于那些经营惨淡的公司来说,这些失业的文科毕业生可以提醒他们,在无情的经济环境中,名牌学校的一纸文凭并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最近有人给我转发了一则广告,这张广告贴在曼哈顿一所著名私立学校的家长论坛里。广告内容如下,隐去了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 我的姐姐推荐一位密友兼前哈佛同班同学,他在纽约市区寻找保姆工作。他主修心理学,在2011年毕业,目前在市中心做兼职实习生。他是位富有爱心、性格温和的男士,与儿童相处非常融洽。 这个可怜的家伙如果没有拿到奖学金,那么肯定为了获得哈佛大学的学位花了19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