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来源于法律,而法律是由政府制订的,因此,只有消灭政府,才能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然而怎样消灭政府呢?迄今为止,所有试图用暴力来消灭政府的做法,都不过是用一个新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而这个新政府往往要比旧政府更加残酷。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消灭资本家的暴力,也就是实现生产工具社会化,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就必须通过新的有组织的暴力来实现。迄今为止,那些用暴力来消灭政府的尝试,并没有把人们从暴力即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而将来也不会做到这一点。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使用暴力,就是要强迫后者违背自己的意愿来执行他人的意志,这就是奴隶制度。因此,只要存在着强迫一些人执行另一些人的意志的暴力,无论这暴力是怎样的,都必定会产生奴隶制度。用暴力来消灭奴隶制度,就像用火来灭火,或者用水来淹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如果存在着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手段,它必定不是建立新的暴力,而是消灭那种产生政府暴力可能性的东西。而政府暴力之所以可能产生,往往是由于少数人拥有武器,而多数人没有,或者少数人的武器优于多数人的。例如希腊人、罗马人、骑士、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而现在对非洲人、亚洲人的征战也是这样的,所有的政府在和平时期对人民的镇压也是这样的。无论古今,一些人能够建立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只是因为他们拥有武器,而另一些人没有。 在古代,征战者进攻那些毫无保护的居民,征服并抢掠他们,按照作战的参与度、勇敢和残忍的程度来分配战利品;每个征战者都很明白,他所使用的暴力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而现在的征战者大都是从工人中征召来的,他们在攻击那些毫无保护能力的人,镇压罢工者、暴动人员和外国居民,征服并抢掠他们时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并没有直接参加征战活动的人。古代的征服者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在于,征服者亲自带领士兵,向毫无保护的居民进攻,为了让其屈服而拷打和屠杀;而政府在居民不屈服的情况下,不须亲自动手,而是让那些受欺骗的人去干这些事,他们正因为受骗而特别凶残,尽管这些士兵也是被暴力统治的人。因此,以前的暴力是由个人的能力即征服者的勇敢、残忍和机智来实现的,而现代人的暴力则靠欺骗得以实施。如果说以前为了不受武装者的暴力就应该武装起来,用武装的暴力来反对武装的暴力,那么在当代,由于人民不是直接被暴力征服,而是被欺骗征服的,因此只有揭露那种可以让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实施暴力的欺骗,才可能消灭暴力。这种欺骗表现为,现代的统治者从前人那里获得征服者确立的权力,却对大多数人说,尽管你们人数很多,却十分愚笨,缺乏教养,无法管理自己,也不会处理社会事务,因此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些事务,并保护你们不受外来之敌的欺凌,在你们中间建立并维护秩序,裁决是非,兴办学校、交通、邮电等实业,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你们谋福利。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你们要服从一切法律,因为它们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宁和福利而制订的;到了一定年龄你们要应征入伍;再就是要缴纳赋税,我们得用这些钱来雇佣军队。而人们通常会同意这种说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善于权衡利害,而是由于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中,不断地受到那些欺骗者的灌输,即如果没有政府和军队,他们就不能生存;这些管理他们和指挥军队的人都是社会的精英,是值得效忠和崇拜的。那些被征召或雇佣的士兵,一入伍就会受到一种被称之为军纪的特殊训练,也就是通过长期复杂的反复训练,让他们失去人的主要特性即具有理性的自由,变成各级指挥官手中驯服的杀人工具。这就是军队里的欺骗,政府就是靠这种欺骗得以统治人民。 因此,消灭政府的唯一方式不是暴力,而是揭露这种欺骗。首先,要让人们明白,在基督教世界里,一个民族是不应该通过反对另一个民族来保卫自己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完全是政府引起的,军队只有统治者需要,对人民来说它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是奴役人民的工具。其次,要让人们明白,政府如此重视的纪律是人类最大的罪恶,是政府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所谓的纪律,是对人的理性和自由的毁灭,其目的是让人去干在通常情况下不敢干的恶行;对于人民自卫的战争来说,就像不久前布尔人所表明的那样,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纪律。威廉二世说过,所谓纪律,就是让人去犯杀害父兄这样的弥天大罪。因此,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共和国的政府都特别重视这样有纪律的军队。这是他们假借他人之手来犯滔天之罪的主要工具,可以让其达到迫使人民屈服的目的。 人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奴隶制度,而奴隶制度的存在则要靠法律,法律又是由政府制订的,因此,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消灭政府的暴力。为此,必须认识到政府并没有必要存在,它对人民的奴役是极大的罪恶。德国作家奥根·史密斯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观点新颖、正确,用语得当。他表明,如果说政府也保证人民的某种安全,那么它的做法就像卡拉布里亚强盗对待过路者一样,逼着对方交出买路钱。由于这篇文章,作者受到审判,不过律师为他成功地进行了无罪辩护,人们最终承认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国家难道不像这种强盗吗?它不过要比卡拉布里亚强盗更为复杂、更不道德、更加残忍而已。强盗收了买路钱后,所有的过路人都可以同样顺利地走过。而在一个国家里,谁参与的欺骗越多,他得到的安全保证就越大,还会得到更多的奖励。最有安全保证的是皇帝、国王和总统,他们都有大批的卫士相随,而他们花的钱也最多,这些钱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搜刮来的。接下来是总司令、部长、警察总长、省长,一直到普通的警卫士兵,根据他们参与政府罪行的程度而获得的保障逐渐减少。至于那些根本就不参加政府罪行的人、拒绝为政府服务的人、拒绝缴纳赋税的人、拒绝受审判的人,则不但得不到任何保障,反而跟那些强盗一样要受到暴力的惩罚。 为了消除灾难和废除奴隶制度,有必要让人们明白,政府并不是必要的机构,也没有什么神圣性,不必向它屈服和表示敬意。抬头仰望政府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人们开始明白,它是最为有害、最不道德的机构,一个自尊自重的人是不会参与它的活动的,也不会享受它带来的利益。只要人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参加政府的任何事情,不再为它提供士兵和金钱;如果大多数人都能这样做,那种奴役人们的欺骗就会自然消失。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从奴隶制度之下解放出来。 ——当代奴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