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金融投资学习和工作的人大约都知道巴鲁克学院(Baruch Coege),纽约市立大学(CUNY)一个校区,以金融投资课程著称,此乃是由华尔街传奇人物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 Baruch)所创立。他本人则更倾向于认定自已是一个投资家。为了让大家能够想起他。我先讲几个关于他的故事。 巴鲁克生于1870年,早先他在纽约的一家小经纪行中干些打杂的活儿,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被迅速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后,他倾其所有,购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不出30岁便成了百万富翁。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东山再起,可是到了1910,就已经和摩根等一道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 他在2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旅途中无意听说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被美国海军歼灭,这意味着美西战争将随即结束。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若能在翌日黎明前赶回办公室操作,准能大发一笔。但苦于当时的班车在夜间不运行,他便急中生智,赶到火车站,包租下一列专车,连夜疾驰,终于在黎明前赶到办公室。在其他投资者尚未能醒悟时,巴鲁克倾全力果断出击,结果赚了个钵满盆盈。 能证明巴鲁克实力的,莫过于他能够在1929年大危机到来前夕顺利逃顶。美国30年代的股市崩塌对全世界投资者的震撼是难以磨灭的,你只要想像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2200点急挫到250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了。 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群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投资大师格雷厄姆也曾在大萧条中惨遭灭顶之灾,他的告诫,只有在股票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即有了足够大的安全缓冲带之后才可买进股票,显然是深受着股灾阴影的笼罩。 一般本益比超过17就是不详之兆,本益比低于10就要买进。巴鲁克提出应该注意投资对象的三个方面: ,它要拥有真实的资产; 第二,它有经营的特许优势,这样可以减低竞争,其产品或服务的出路比较有保证; 第三,也是重要的,是投资对象的管理能力。 巴鲁克告诫道,宁肯投资一家没什么资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也别去碰一家资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 其实巴鲁克也相当注意对风险的控制。他提醒投资者要学会止损:犯错势在难免,失误后的选择便是要在短时间内止损。他告诫不要试图买在底部、卖在顶部。他说:"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他也提醒投资者要谨防所谓内幕消息或者道听途说,投资的错误往往由此而铸成。 也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ane o cro)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 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真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 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虽然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 下面是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 1929年邱吉尔访美时,巴鲁克带他去纽交所参观。看到行情的涨涨跌跌,邱吉尔不由手痒,决定投上几百块小试。谁知屡买屡套,输得够惨。好在巴鲁克早有先见之明,用邱吉尔名义另外开了个账户,凡是老邱买进什么,那个账户就卖出什么,居然挽回了老邱的亏损。这也算是个早期的"对冲基金"罢。 巴鲁克曾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推动和改变的,而是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造成的。 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巴鲁克则在后关头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 二战时期巴鲁克又成了罗斯福的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 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