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当代公私收藏

　　20世纪在中国收藏史上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尤其是20世纪初和世纪末，因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而使收藏活动及收藏观都带有鲜明的转型特征。
　　与中国传统收藏相比，20世纪中国近现代收藏呈现出两个转折：一是传统秘藏观逐渐被公用公享的新式收藏观所取代，＂公藏＂成为中国收藏发展的主流；一是收藏主要由怡情养性和考证研究而日益向投资、投机的方向靠拢，致使原本属于小众的雅好，渐成为大众分享的＂盛宴＂。前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公私收藏有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后一转变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并将主导着2l世纪初中国收藏的走向。
　　由于收藏的这两次转型都是受外部因素促成，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的影响融入其中，也使中国收藏尤其是私人收藏，已不再是关乎一家一姓的事情，而更具有社会和民族的属性，乃至关乎国家的荣誉，而这些都同时左右着中国当代公私收藏的格局。
　　前30年：私藏归公潮
　　当代中国60年的收藏历程正好可分为前后两段。前30年的收藏主导特色可以＂私藏归公＂来概括。
　　中国私人收藏源远流长，而公共收藏则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自1905年张謇建南通博物苑及1912年北京古物陈列所成立后的10余年间，全国各省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公共收藏起步虽晚，但它在嘉惠学者、恩泽后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以及节约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无疑较私人收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加之中国近代局势动荡，公共收藏较私人收藏相对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世界收藏文化发展的潮流，故在20世纪的上半叶，传统的世代秘藏转向公享公用已成为社会进步人士的共识，化私为公的收藏观也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文博事业急需私家收藏的支持。社会上层人士及著名收藏家延续着民国年间业已成型的化私为公的收藏观，带头捐献家藏秘笈文物，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天津市副市长周叔瞍、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博物馆，从而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捐献文物热潮，各地博物馆中的许多经典收藏也是在此时汇聚。如1951年，清末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收藏的两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被潘氏家族后人潘达于捐献给国家。1952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捐献国家；1956年，又将晋陆机《平复帖》等珍贵的书画名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上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1965年，张伯驹又将30多件收藏珍品捐给吉林博物馆。
　　将自己的财富和精力用于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无私奉献国家，这是一个收藏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自己的收藏情怀，张伯驹是这样解释的：＂予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高尚的历史责任感和浓浓的爱国热情，使张伯驹成为中国当代收藏家的楷模。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间，在＂大公无私＂及鼓励文物捐献的政治背景中，私人收藏受到抑制，但民间收藏仍保有相当规模，这在＂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和抄家风中得到验证。当时＂造反派＂从许多人家抄出的文物、藏品多是以卡车为单位来计算的。十年浩劫对文物尤其是私人收藏所造成的损失，至今尚难以确切估计。那是曾令无数藏家伤心痛绝的年代。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博物馆成为私家珍藏的避难所。
　　李鸿章的侄孙(李鸿章五弟的孙子)李荫轩是著名的古钱币和青铜器收藏家。在＂文革＂被抄家之时，为使藏品得到保全，情急之下决定全部捐献国家。由于处于特殊时期，上海博物馆无法接受捐献，只能代为保管。1979年落实政策时，李氏家族将博物馆代为保管的藏品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
　　在私人收藏受到极大扼制并复归隐秘的时期，公共收藏除大量接收和低价收购民间流散文物外，考古发掘品也成为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来源。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1949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出土古物渐成为各地博物馆继收纳私藏之外的另一条重要扩容途径。
　　后30年：收藏＂资本化＂时代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政治氛围日渐宽松，长期受压抑的收藏热望被迅速鼓动起来。如果说20世纪初收藏观的转型更多地受政治、文化因素的左右，20世纪末的中国收藏则受经济因素影响更直接，＂入市＂成为鲜明的时代标签。
　　30年前全国上下对方寸邮票的痴迷与狂热，至今令人记忆犹新。19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创下了新中国邮票升值最快的纪录。随着群众性收藏热的兴起，停办已久的古玩市场和新兴的艺术品拍卖行日渐火热。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先后有数十家拍卖公司成立，大小规模的拍卖会此起彼伏，一时间，参加拍卖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继邮币市场风风火火之后，古旧家具率先复苏，皇家传世珍品受到热烈捧场，名家书画被大肆炒作，当代艺术品拍卖价格迭创新高。
　　如果说最初参与大陆拍卖的实力雄厚者多是来自港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的投资商和收藏家，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内买家渐露峥嵘。在翰海1995年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中，有70％的竞拍者是国内买家，他们在拍卖会现场展示的蓬勃生机和志在必得的锐气，令一向叱咤风云的香港、台湾等地的买家风光不再。在世纪之交的拍卖热潮中，实业界的参与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已从拍卖的击槌声中，敏感地意识到名家艺术品所具有的可观升值潜力。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艺术品收藏已成为仅次于股票、房地产的热门投资项目。海外收藏家也为大陆旺盛的买气和强烈的购藏欲望吸引，纷纷释出收藏，致使长期流落在外的中国遗珍开始归巢。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培育，尤其是伴随着电视上每周固定的文物鉴藏类节目的热播，收藏在民众中的普及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收藏者队伍中，人们不难发现：投资性收藏占了绝大部分；民间收藏的赝品率持续攀升；收藏中的＂捡漏＂＂撞大运＂等浮躁心态比比皆是。而这些，都是收藏＂入市＂、收藏快速资本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上迭创新高，无疑加重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在1995年嘉德秋拍中，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著名油
　　画《毛主席去安源》拍出605万元的高价，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2004年，海派名家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在翰海拍卖会拍得6300万元，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一年之后，张大千的《江山万里图》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以80303~-元再创新高。面对飞速攀升的艺术市场，各地参与艺术品拍卖的人群与日俱增，艺术品收藏成为一种新的财富象征。
　　面对着中国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快速增长过程中艺术品渐成新宠，向来以敏锐和稳重著称的中国金融资本也果断介入其中。2007年6月，民生银行推出非凡理财＂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投资于极具升值潜力的＂中国当代书画板块＂。2009年6月，招商银行正式公布了其＂艺术品赏鉴计划＂。
　　投资性收藏在大陆的迅速蔓延，标志着中国当代收藏已发生重大转折。在社会的巨大发展变革中，在财富的快速积累和重新配置中，收藏与市场、与经济、与资本有了更多的契合途径。此时收藏活动和收藏观的转型是具有颠覆性的。收藏从传统的怡情养性和考证研究，急速地向投资市场挺进，这种转型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在中外收藏发展史上颇为罕见。
　　当资本的力量主导收藏时，急功近利的弊端也被充分放大：造假风行，人为炒作，幕后操纵，讼案增多。最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吴冠中诉朵云轩拍卖行的＂炮打司令部＂假画案。回顾历时3年才换来＂拍卖行所拍是假画＂的法院判决结果，吴冠中道出心中的无奈：＂国法当然是反对假画的，但是我们的行规却是画廊卖了假画可以不负责任，国法有的时候管不了行规。＂其实，中国数百上千年的仿古造伪风，使社会对真伪并存的古玩市场相对宽容，但对新兴的与国际接轨的大型拍卖行，人们确实希望得到物有所值的保真服务。但我国《拍卖法》没有规定拍卖行必须为拍品保真，拍卖会上赝品频现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收藏资本市场上人们还经常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由于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鉴定机构，以致经常出现专家鉴定过的藏品被拍卖公司斥为赝品，而拍卖公司推出的拍品又被专家认定为假货。这其中的奥妙，即使是行外人，也能猜出二三。
　　资本的流动性极强，而当代艺术品收藏更是国际游资喜好的目标。在当代中国日益国际化的同时，投资性收藏也自然向国际化的方向接近，＂薄古厚今＂的收藏品价位倒悬，成为收藏转型中一个在所难免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名碑帖的早期拓本和初拓本的价值，与同时期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基本持平。然而就目前国内碑帖价格来看，其与书画价格的落差可以＂天壤之别＂来形容。不仅碑拓曲高和寡，原本高雅的青铜器收藏也落人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尴尬境地。
　　如果房地产投资看重的是地段，那么当代艺术品投资讲究的是＂唯好看不唯古＂。虽然这与传统收藏的崇尚古趣大相径庭，也与中外古典收藏的基本准则相违背，但却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相吻合。那些当代艺术品投资短期内所带来的高额回报，是金石等古董收藏力所难及的。
　　当然资本主导收藏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收藏投资热是社会富闲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重新觉醒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时也使私人收藏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家收藏归人公藏的方式主要为捐献或低价出售，如今拍卖已成为公私藏家公平竞争的平台。中国嘉德2006年秋季拍卖会共推出17个专场，其中私人收藏专场占据相当比例。中国书画7个专场中，私人收藏专场就占去3个。一些当代著名收藏家，如上海施蛰存、北京王世襄的珍藏，也都是以专场拍卖的形式推出。这一现象说明，高水准的私家珍藏，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和追捧。
　　即使在投资性收藏日趋强势的当代中国，兴趣型收藏依然保有一片天地。20世纪80年代时，由于长期＂禁锢＂，被压抑过久的民间收藏欲望呈现井喷式的＂爆发＂，出于兴趣型的收藏激情澎湃，私人藏馆、民间收藏＂大王＂层出不穷。自1981年3月22日陈宝定算具陈列室在上海开馆后，家庭钟表博物馆、蝴蝶标本博物馆、雨花石藏馆以及钥匙、船模、茶具等各种家庭博物馆相继在上海等地诞生。到1990年底为止，全国已有近70家民间私人藏馆宣告成立。如果说上海的民间藏馆开风气之先，那么北京的私人博物馆更强调正统和专业。1997年1月18日，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立仅两年内，便陆续举办了＂明末清初青花瓷展＂＂中国古代文具展＂＂明清箱匣展＂＂中国古代门窗展…宋辽金元古瓷展＂＂观复小品展＂等多个展览。从更换频繁的专题展览，不难发现北京藏家收藏的博与专，也让人对新兴的私人博物馆及其灵活生动的展览方式寄以厚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共收藏有求于私家收藏，那么现在，各地博物馆也成为展示私家收藏的阵地。不过严格说来，中国当代的公私收藏一直是关系甚密的联姻状态。各地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又使公共收藏成为引领时代的先锋。
　　60年弹指一挥间。只有那些流传于世的收藏，才能让人真正体会到时间的价值与力量。如今，曾是清代家珍秘宝的大盂鼎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宝藏于上海博物馆，它们默默见证着中国公私收藏的转换，也在静静注视中国最传统的金石收藏的再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