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冬闲,奶奶会去她的几个姑娘家住,过年前回来。五七年春节前,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风夹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窗玻璃只剩下屋檐下的一小溜能露出点亮。屋里漆黑,门也推不开。天晴了,家家都在外除雪,妈推了几次门都推不动,缸里都没水了。妈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围着个小被坐在炕上。快到中午了,听见大门响。隐约一个人挑了一担水拿把铁锹进来了。院子里雪并不大。风把雪全部旋在房前,把门窗堵得严严的、死死的,窗户挖开了,屋里一下子亮了,看见来人是本家的旭二哥。她比妈年岁还大,按辈份叫妈是婶子。不一会儿,门也挖开了。他把水倒在缸里,就走了,妈说:"这样冰天雪地,还能想着咱们娘几个,真是个好人哪!" 五七年秋,我上了三年级,仍在大刘家村上学。那年开始反右运动,到处打右派。十一月初的一天,老师突然把我的大队委撤了,换了别人。赐教撤的还有小梅子的两道杠,小玲子的小队一道杠。我的队标志放在家里桌子上好几天,妈妈看见了,问我这几天怎么不戴了?我说,老师把我撤了。妈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什么错误也没犯。妈问还撤别人了吗?我把撤的几个同学告诉了妈。妈一看这几个孩子,不是出身不好,就是家里成份不好。妈说,你爸这点事还要影响孩子一辈子吗?妈还说,干部当不当不要紧,书一定要好好念。我含着眼泪点点头。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一天晚上,她让我看家,说她出去有点事,很晚才回来。第二天早上妈三四点钟就起来烀了地瓜。把我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书包一起包起来,来不及吃饭,包了两根热乎地瓜,拉着我,把我送到了前街的教堂。前街教堂的女主持叫淑月。当时政治气氛紧张,听说来传教的牧师是特务已被抓了。教堂已有一阵子不做礼拜了。她的妹妹在沈阳给她找了个老头,那天早上摸黑就走,妈听说了,托她把我带到大姨家。 我的突然来到,使大姨很吃惊,大姨说:"怎么突然把孩子送来了,事先也不来个信儿?"淑月说:"咋天晚上她妈来我家求我把孩子带过来,说信马上就到。"完了算算钱,妈给了她5块钱,除了车票和在车上她给买的一人面包还剩3块多钱,她和她妹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 几天后,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大姨不识字,姨夫看完了,大哥看,红姐当时已在哈工大读书了。大姨说:"丫头,去给大姨打酱油。"我去了。回来后,看妈的信已收起来,不知放哪儿了,也不知妈信上都说了什么。几天后,听大哥对大姨说,去了几个学校,因为我没有改户口,只有转学证,人家不收。我上不了学,就这样在大姨家呆了下来。因为走的匆忙,有些东西在学校,我只带来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和一个木头铅笔盒。铅笔盒里有两支长短不一的白杆铅笔,一块黑乎乎的橡皮。又过了几天,大哥给我买了一打花杆的带橡皮的铅,我喜欢极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铅笔。大哥让我自己看书,看不懂的问。大哥当时在文化馆干得很好,工作很忙,常有些哥哥来找他。他像姨夫,脾气性格好,聪明好学,他上学的年龄正赶上兵荒马乱,不然的话,他会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