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主归位读后感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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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主归位》是一本由杨光斌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2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让民主归位》精选点评：
●还不错，最后一章对十八大之后的建议颇有些欲言又止。
●对话集
●杨爸爸著作6.8能行？（手动滑稽）
●厕所读物
●个人觉得这是杨老师《政治学导论》的姊妹篇，两者合一就是杨老师《政治学导论》课程的完整教材。
●好书。
●明天人大夏令营，五星为敬。
●精辟独到，前沿性。不过书中有些地方重叠比较多，因为都是直接把不同场合的讲话整理成册。总而言之，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
●通俗易懂，都是对话稿，新的东西没多少其实。
●杨光斌大师的新作，看目录就能打一星的书
《让民主归位》读后感(一)：解构容易建构难
《让民主归位》自序的最后一句是＂欢迎读者就本书中的问题批评指正＂，并特意强调这＂并非套话＂，那咱就批评批评。
听说杨长江现在很是洋洋得意，《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大批示，想必更加沾沾自喜。单就这本书来说，读完后感觉杨教授一点也不谦虚，这是书卷中释放出的气息，和他主张的＂审慎的，低调的民主观＂倒是不太搭边，后来去评师网瞄了一眼，结果三页评论有四条说这老师比较自恋，嗯，看来我的感觉还是敏锐的。
从主位立场上来看，如果说政治学者应该和现实政治保持理性的距离，杨显然不是这样做的，由此他的研究也不可避免的会蒙上＂注疏＂的色彩，唯一的不同是注疏的比较高级罢了。进一步思考，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观和中国学者的中国中心观如何对话真是个难题，杨老师在不断责难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不被西方学术界承认的尴尬地位，反正大家自己说自己的呗，民主是讲究在地性和语境化的嘛，其他人爱谁睡，爱咋咋。
从理论论证上来看，总体上感觉并不是特别有力，反对西方的同时又借助于肢解西方成说来为自己增加合理性，最后是解构和建构都不足。试图把中国从民主理论的试验场变成发源地，这太难了，一点也不简单，任凭你想破头也无法在经验中找到更多论据。关于中国民主研究＂一多一少，一高一低＂的概括还算恰切，但＂近似值民主＂，＂民主形式之间的词典式关系＂等概念并没有很高的原创性，概念本身也并不通俗精准，有原创性的＂同质性条件＂实在不敢苟同，都同质了还要民主看什么呢？这种把追求翻转为条件的做法只会为迟缓的民主化增加合法性。杨教授说熊彼特绝顶聪明，把人民民主偷换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其实杨与熊彼特的路子是一样的（也许是暗示自己比较聪明？），他试图把关注的重心从自由民主转到＂治理民主＂，但搬出Rawls的正义标准来比高下就显得底气不足了，更要命的是治理民主（内涵是＂参与—自主式回应—责任＂）被涂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期待权力的自主回应和自动负责呢？最后还招出什么民本、群众路线就更不伦不类了。
还有几处不足:
1.第一二三章内容区别真的不太，这样翻来覆去的说同样的几个概念和观点真的没啥意思。
2.企图放大民主的范畴以便于将天朝纳入其中，经不起推敲。
3.在杜威和罗尔斯的基础上抽出的概念并不特别精准，存在进一步凝练的空间。
4.理论建构，形成话语确实很重要，但是确实还差点意思
只能说，杨教授在这方面的开创性探索和持续性努力是值得尊敬的。
《让民主归位》读后感(二)：从治理民主到民本主义民主
该书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之手，是以访谈对话和评论的方式对民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提出作者自己所理解的＂民主模式＂，澄清人们的认识，让民主归位。
全书主要围绕着几个＂迷思＂展开，即人们呼唤民主，但是民主的到来又给很多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到底是为什么？民主是平等化的产物，但是民主化的到来为什么导致社会的更加不平等？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的＂多数暴政＂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早发达的国家而常见于后发的民主国家？为什么西式民主即党争民主在少数国家运行得不错而在大多数转型国家灾难频发？为什么选举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带来民主而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则带来专制？中国不能搞党争民主，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政治。
一、对民主的认知：＂竞争性选举＂并非民主的本质
对于民主的认识，作者基于对中国思想界的观察，提出了＂一高一低，一多一少＂两种落差之说，即民主观念的普及度非常高，民主制度的实施度相对低；民主的口号非常多，民主理论的研究非常少。对于第一种落差，作者的解释是，在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世界性普遍主义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尽管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民主的理念不绝于耳，老百姓也都认同民主观念，但由于中国人极具实用理性的特点，在选择实行什么民主制度上，其实践形式又有待充实和完善。第二种落差指的是中国思想界的民主口号特别多、特别发达和流行，但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阶段，原创新研究很少。这就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张力，即贫困的理论难以解释丰富的政治实践。通过这两种落差的解释，作者指出，正是由于中国民主理论研究的贫乏，导致了一些人对社会科学的崇拜和迷信，并以既有的理论来质疑中国的民主实践，质疑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两种落差的提法可以看出作者秉持的学术态度和立场，即认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及民主实践，不赞同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迷信。
其实，谈论民主问题，首先要厘清什么样标准才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目前较为常见的是熊彼特的定义，即民主是＂竞争性选举＂。作者认为这种定义方式其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在作怪。就选举和民主的关系来看，两者并非能够划等号。追根溯源，选举制从历史上开始仅仅是贵族制的一种安排，其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和选举真正划上等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为追求普选，实现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呼吁通过阶级立法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尽管这在当时不太现实）。因此，对普选的追求应首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专利。而为何如今成了西方民主的独有说辞？这主要是源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最为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例如，哈耶克的精神导师米瑟斯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社会主义价值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不接受社会主义价值就是道德上的瑕疵。到了20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西方知识界都＂左倾化＂了，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已成为全世界的趋势。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西方思想界面对来势凶猛的社会主义攻势，开始思考如何扭转局势，并论证自己的制度就是民主的。于是熊彼特出现了，他用＂竞争性选举＂取代＂人民主权＂，以此来判断有无民主。这被作者认为是沿着西方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心主义脉络而对民主政治本身的否定。之所以这样讲，这是由于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脉络就是掩蔽历史真相中的＂国家＂而把＂社会＂、＂个人＂置于中心地位，而人民主权则是一种国家形态或政权组织形态，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很显然，＂竞争性＂选举只是人民诸多权力的一个方面，它不等于民主政体本身。这也就回答了为何一些国家实行了＂竞争性＂成为民主国家后，为何仍危机重重、无效治理甚至走向国家分裂。
那么既然＂竞争性选举＂不能解释变化了的西方民主政体，也不能说明其他的制度。那么新的替代性的民主观又在哪里？作者认为追溯到理论元点，我们应遵循一种近似的民主观。所谓近似值民主观，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是把政体当做单一序列上的＂级数＂差异，从而很容易相互转换；在近代则接近于故事的真相。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林德布罗姆的《政府与市场》对大公司利益的争取以及达尔的＂多头政体＂等等，这种重新观察民主政治的方法和视角，摒弃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民主政治大有裨益。因此，如果按照冷战定制的二元对立民主观来观察中国政治，则它显然不属于民主序列；但按照近似值民主观，则中国政治当中的民主性质和元素是不容否认的。
关于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作者指出：第一，不能把好的东西都归于自由民主理论，在社会自治问题上，中国古已有之，比如商会和其他自治组织的存在；第二，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但社会自治是地方性事业，而非全国性事业，好的地方自治不一定带来好的全国性民主政治；第三，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之间不存在简单、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两者存在一个＂民情＂的中介（这也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特南考察900年前意大利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正是有力例证。
二、治理民主的提出
既然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政治衰败又如何解释？作者指出民主只是国家建设诸多方面的一面，其出现也有一定的时序性约束。否则，容易产生＂无效之民主＂。要实现有效民主，需知民主诸种形式之间的的＂词典序列式关系＂。这种顺位关系的次序为立宪民主（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及其他民主形式），这种＂正方向＂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建设的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一些国家在基础性的民主还未达到之时，便接受西方国家推广的上层民主，走向了反方向的道路。结果因此而陷入泥淖，走向政治的衰败。
总结到这里，深感作者是以一种国家建设理论的视角来看待民主问题的。即将民主化置于国家建设之中。这种情况下，民主当然成为国家建设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过程。这与郑永年在《中国模式》一书中关于民主的讨论较为一致。从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民主既可能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例如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可以是民族分裂、国家衰亡的破坏力量。因为进行竞争性选举的后果很可能是多民族以族群为基础，为赢得政权而互相厮杀，最终非常容易造成国家的解体；从国家的构成要素来看，除了民主和民族这对变量，作为秩序象征的主权政府、治理国家的官僚体制、体现为市场的经济权利等等都是重要部分，这些要素之间有时间性。印度、菲律宾之所以出现无效民主，就是因为旧制度当中的固有结构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被强化。例如印度的选举强化其古老的种姓制度，菲律宾的选举强化其封建制度。
故成功的民主化应当是按照国家建设的正方向展开，即保证国家性和秩序性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权力得以打牢，渐进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才更为稳妥。目前埃及、乌克兰和泰国的无效民主正是印证了作者所说的民主的同质性条件，即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败经验取决于国家认同这一前提、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
在对一些国家的无效民主进行分析后，作者提出了找回＂国家＂的想法，即通过有效的治理实现更好的民主，或是不同于西方的程序式民主的实质民主。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正是实质民主的有效形式。这种治理民主首先强调国家的作用，但不限于国家的权利，是多元治理的方式。治理这个概念可以连接国家与社会，弥补了自由民主掩蔽国家的缺陷。
对于作者提出的治理民主，我主要有以下疑问：
第一，西方的＂自由民主＂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要素，那么治理民主的要素是什么？
尽管作者试图用＂参与——回应——责任＂来表现这种新的民主观，但对于治理的民主的基本要素仍然没有阐述清楚。治理民主区别于自由民主的一大特点是其兼顾了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那么如何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均衡，这个均衡的度又如何把握，似乎也有待说明。
第二，进行民主理论的研究，有必要对＂民主＂的概念的进行界定。作者在全文当中并未明确提出民主的含义是什么，只是从批判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角度，提出了有效民主的顺位关系，即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如何将法治、分权、选举等要素与民主概念区分开来，作者也没有解释清楚。
第三，既然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在推广过程中存在时序性的错位，也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无效民主。那么自由、法治、平等等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也应当提出让自由归位、让法治归位等。此外，治理民主如何在中国推广，如何深入人心，恐怕都是要慎重考虑的。
三、民本主义民主的展望
可能作者也意识到了治理民主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在展望民主理论过程中，作者提出了＂民本主义民主＂。民本主义民主基于中国自己的本土文化，强调＂民本思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注社会公正的逆向民主。可以看出，民本主义民主延续了＂国家治理＂这一思路。反映出作者虽然否定西方自由民主、党争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本身。党争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由于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主形式也应该是多样的。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主要有社会自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等形式。在作者看来，这些民主形式都受到了上位概念＂民本主义民主＂的指导，在不同的制度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作者在最后指出，既然中国民主实践形式如此丰富，那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党争民主＂，同时又要建设多层次的、多样化的民主形式。这是中国未来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我认为作者提出的＂民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实践意义。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政治统治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历代帝王的统治当中，唐朝时李世民和魏征对儒家思想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则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更是对民本思想的传播和延续。到了近代以来，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群众路线、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强调民本的重要性。因此从文化的延续性和影响力来看，民本主义更有现实的操作性。
然而，作者仅仅是抛砖引玉式的提出了这一设想，并未系统论述。中国的多种民主实践形式，诸如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与民本主义民主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强调民本主义民主，那么为何还要说明其他的民主形式，这之间很容易引起思想的混乱和观念的混淆。这都需要作者进一步去阐述和解释。
《让民主归位》读后感(三)：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与中国民主道路的自主探索————评杨光斌新著《让民主归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化＂这个不容置疑的趋势的引领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已愈来愈与国际接轨。面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惨淡现实，很多学者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够，才使得中国学者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因此，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争建＂国际一流＂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将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发表论文作为学科评估、科研考核、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的硬性指标或优先指标。对国外论文与国内论文差别奖励，对海归博士和本土博士区别对待，重外轻内。自然，受此种风气的导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学者没有进行理论原创的能力、勇气和魄力，反而对他人的原创理论嗤之以鼻，自己退而求其次，不加甄别地＂收纳＂西方理论，手持这些所谓的＂普世理论＂大棒对中国指指点点、到处敲打。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就归结为一句话——＂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
然而，事实果然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中国的民主进程是否尚未启动，依旧遥无可期吗？中国施行＂民主＂之后，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稳定运转还是会向乌克兰、泰国那样陷入街头政治的乱局？为什么不同民主国家的社会发展会有如此迥异的差别？民主是否只有党争选举一种形式？中国三十多年来果真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吗？中国未来需要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呢？
杨光斌先生新近出版的《让民主归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即出）正是直面以上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与浩如烟海的国内外研究民主理论的文献相比，这本十五万余字的小册子略显单薄,但该书所直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却是当今国际学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民主怎么了＂、＂民主何以会失败＂，更直接描绘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
一、何为民主，民主能为何？
鸦片战争以迄新中国的建立，屈辱的中外关系史使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新文化运动，先贤举起了＂民主＂这面大旗，以期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五千年辉煌的历史，百余年沉重的现实，使得国人对民主寄意深远，因此中国的民主口号特别多、特别发达、特别流行。这一方面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对何为民主、施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却言人人殊、各执一词。高调的民主口号在政治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刺激下往往为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背书。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口号的功能进一步放大。然而，政治口号的主要功能是搞革命或运动，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用运动能解决的。杨光斌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民主只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公正＂才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厘清，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公正，其他要素都是为实现公正服务的。
由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民主口号的发达，以至于人们说到腐败问题就认为是民主的缺失，说到社会不公，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杨光斌将这种现象称为＂民主元叙事＂，意指社会上一有什么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归根结底到＂民主＂上。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利于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因为执政者自己推高民主观念促使人们以高民主标准来要求执政者。杨光斌认为高调的民主观念和盛行的民主口号是自己给自己下套，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近代以来的屈辱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不自信。我们很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因为在既定民主理论中没有表述而不认为是民主的。在实践中干得不错，观念上却不自信，自认为错了。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对西方理论迷信过度，用杨光斌的说法就是＂右的教条主义＂。
对于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目前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仍旧着力过少，缺乏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自觉。理论自信是理论自觉的前提，对本土原创理论没有强烈的自信，就不会自觉地进行理论原创，而总是想要从既有的理论与经验中去比对本土的实践，一旦卯榫不合，就说缺乏合法性。于此意义上来讲，杨著既是对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肃批评，更是一种理论自信的体现，一种理论自觉的成果。
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所直面问题是：当现实与理论相抵牾时，必须对既有的理论保有敏锐的批判精神，并有透过现实面对实际开出新药方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杨光斌在其书中对当下中国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通过部分国家的政治实践所进行的证伪和批判就是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埃及民主化的悲剧证伪了＂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组织虽然重要，但公民组织并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公共性，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公民社会中的＂民情＂或者是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泰国政治难题证伪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是：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种高度的抽象和简化成为新的＂民主化教条＂。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却展示出中产阶级通过街头政治推翻民选政府的反民主一面。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并不必然对民主感冒。
乌克兰悲剧证伪了＂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伴而来的，在一个存在族群裂痕的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却是立国之本。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施行，各党各派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就连自由民主理论家萨托利也说，＂除非存在政治共识，否则多党制是很危险的。＂
因此，在国家建设上，我们不能够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党争民主形式。因为同样作为转型国家的乌克兰、埃及、泰国、叙利亚等国因为党争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街头政治、族群分裂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血淋林的教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
在该书中，杨光斌通过详实的调查数据指出，当前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当然，中国人也有对民主的期待，但是中国的精英和民众是根据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来谈民主要民主的，他们都把民主当成实现富足公正生活的善业，是实质性民主而不是程序性民主。
二、如何民主，西式民主为何失败？
中国曾建立了亚洲最早的民主共和国，也遭遇了最早的民主转型的失败，民主转型的失败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近三十年的战争，致使人口锐减、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今，这些惨剧依然在发生：在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在东欧的乌克兰，在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在东南亚的泰国。在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有的是自主选择的，有的是国外势力强推的，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西式党争民主的形式。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民主不能带来社会秩序和民族和解却带来了骚乱和分裂呢？杨光斌在该书中提出了实现西式民主的两大条件：一是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二是民主的＂时序性条件＂。关于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他是这样阐明和论证的：
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
……共同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概念＂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原意是一族一国，英格兰就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法兰西。如果民主不是在共同的民族内搞，民主就会搞砸。
……第二是共同的政治信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搞民主，是因为他各个党都只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左中右而已……相反如果政治上没有共同信仰，比如魏玛共和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冒失的一次实验，政治派别、政治纷争很对立很激烈，结果按照英国的模式搞魏玛共和国，搞出了一个希特勒。
……第三，我称之为＂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西方民主教科书上也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是稳定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南美诸国是这样，泰国也是这样，城市、农村差别很明显，两极对立的社会，民主是用人头说话。（原书第59、105-106页）
由此可见，作者已将传统的不搞竞争性党政选举是因为我们的国情提升到了理论上和体系上的高度，我们不羞于这样说，因为这已经在实践中被印证，而在理论上，我们也已能充分论证其科学性。那么，如何逐渐改善国情，稳步推进民主呢？这就进入了杨光斌所设置的民主的时序性条件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这一理论及其逻辑的：
根据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历程和成败得失，借用罗尔斯的两大原则中的＂词典式序列＂之说，我提出民主诸种形式之间实际上是＂词典式序列关系＂， 即先后顺序或位置不能颠倒，否则必然是＂无效的民主＂。
第一顺位民主：立宪民主或法治民主。立宪民主其实就是宪政或法治，而法治旨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是西方宪政理论中的法治。而鉴于现代国家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解体即国家的解体，法治不但保障个人权益，还应该保障国家主权，否则原始意义上的民主含义就可以＂肢解＂现代国家。由此可以说，法治民主是宪政秩序或制度性秩序的民主，上保障国家主权，下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任何形式的民主只能在特定秩序内发生。
第二顺位民主：分权民主。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形成就是权力中央化的过程，国家形成以后都有一个去中央化即分权化的过程，因此分权化本身就是民主。除了英美式的弱中央化，几乎所有后来国家都需要集权后再分权。分权式民主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以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甚至自治、政府向企业分权以形成多元化产权的市场经济、国家向社会分权以形成多中心治理。因此，如果说法治民主是保障基础秩序的民主，那么分权式民主则是使制度合理化的民主……
第三顺位民主：选举民主（及其他民主形式）。大多数人既不反对法治民主和分权式民主，也不反对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民主的鼓吹者和警惕者的分歧就在于选举民主。鼓吹者主要是基于古典的人民主权理念以及选举民主的普世化，而警惕者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教训。确实，普选是从几个少数国家日益遍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仅此一点，抗拒选举民主就似乎失去了道德上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尚未大规模推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尤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巨大规模国家而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基于历史经验的担忧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有了如此之多的前车之鉴，有谁不担心不确定的未来呢？选举民主的鼓吹者指责警惕者总是举希特勒这样的事例，其实这并不极端，最极端的甚至导致国家解体，而一般性的结果则是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式的＂无效的民主＂下的无效治理。
所以说，诸种民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词典性关系，不能颠倒的词典式秩序依次是＂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这是民主建设的＂正方向＂。（原书第32-35页）
紧接着，作者又借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将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并称为＂基础性民主＂，并将之作为优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又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称作＂上层性民主＂，是民主的表面化形式。作者郑重指出，没有＂基础性民主＂而首先出现＂上层性民主＂就是民主建设的＂反方向＂，这种＂反向民主＂正是导致乌克兰、埃及等国家民主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那些看起来已经转型成功却并没有实现有效治理的原因，如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国。
三、近似值民主观，看中国民主如何推进？
要讨论中国民主如何推进的问题，就必须澄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否真的如一些政治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他们认定中国无政治改革，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自由的多党党争选举。但是，一个国家有无民主，能否单纯依靠有无党争选举来判断呢？一直以来，选举民主的鼓吹者和警惕者一直相互攻讦，莫衷一是。
在该书中，杨光斌在梳理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之后，指出以党争选举来判断有无民主的二元对立的民主观是冷战的产物，是政治斗争标签化的需要。近似值民主理论才源远流长，而且更符合民主的真意。杜威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即政体，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伦理问题，民主无处不在；民主深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任何一种民主形式，只能与真正的民主近似，只不过是程度多少的问题，而非是有无的问题；民主因其主要用于利益分配，利益分配上的冲突性导致民主的冲突性难题永远存在。作者据此认为，＂对于中国政治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按照为冷战定制的二元对立民主观，中国政治显然是不属于民主序列的；但是按照近似值民主观，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中的民主性质和民主要素。＂
杨光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很多理论与现实难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解释已然发生的事情，他将眼光放在了未来中国的民主进程上，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革是本书的核心议题。
杨光斌认为，探讨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在中国情境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对县以上政治并没有直接的感觉，或者说县以上的政治与其利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历次民意测评才表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赖度在全世界处于最高行列，这说明人民对执政党还是满意的。但是，中国老百姓又有很多怨言以至于必须以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怨言和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对纵向的基层政治不满，对横向的单位生活和社区生活不满，对政治功能不受控制不满。
达尔说民主的根本在于回应民众需求，萨托利说民主说到底是为了回应选民的诉求。杨光斌认为，最低限度的民主政体应该是作为程序方法（程序民主）的＂参与＂和作为目的理性（实质民主）的＂回应＂和＂责任＂的统一体。基于此，他提出了以＂参与-自主性回应-责任＂表现出来的新民主观——＂可治理的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即＂治理民主＂。＂治理民主＂的核心在于为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应该将不同的民主形式运用在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政治社会生活上。
基于治理民主理论，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民主形式。
一是社会自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发性民主＂，社会自治就是原发性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我国正在推进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方式，除特定类型的中间组织比如政治类、宗教类、民族类和法律类保持不变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都从过去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改革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因为对社会的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极大的推动意义。
二是法治民主。民主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政治工具而带有冲突性，因此需要法治匡扶。只有法治的民主，才能上保国家主权，下保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国家刚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正在稳步推进。
三是分权民主。分权式民主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以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甚至自治、政府向企业分权以形成多元化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央与地方政府向社会分权以形成官民互动的多中心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一方面决定要加强地方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人事决定权向地方分权，另一方面又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向市场和企业分权，而＂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则是向社会分权的具体举措。
四是选举民主。选举是民主最原始、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但关键在于要用好。对于当下中国来讲，民众的不满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基层政治、横向的单位-社区政治。因此，对于基层单位和社区层面，选举民主就十分重要。而基层民主一直是近年来国家力推的一种民主形式，其发展正在逐步完备。
五是协商民主。对于事关日常生活的环境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以及很多人关心的财政预算问题，这些属于政治功能层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机制来解决。目前在我国的部分地方和基层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协商民主模式，政府部门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制度则亟待建设。
六是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主要适用于纵向层次的政治生活，具体形式有：上访、听证会、意见表达以及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等。既有为个人的利益诉求，也有公共利益的表达。参与式民主所展现出的＂人民参与-政府回应＂的互动格局，正是民主政治最生动的体现。
七是＂民本主义民主＂。这是作者基于中国自己本土文化的民主政治形式所作出的又一民主理论贡献。所谓＂民本主义民主＂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进行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相对，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民主＂是自上而下的逆向民主。逆向民主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民主的参与者在能力和愿望上都是不平等的，有强有弱，因此参与式民主的结果并不必然是公正的，而＂民本主义民主＂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尽量让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公正化。以体察民情、了解社情民意为主的群众路线制度，植根于中国传统，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是中国民主的宝贵资源，我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必须将之自觉理论化、科学化，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杨光斌先生的这本《让民主归位》拨开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迷雾，反思了西式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及其所带来的民主乱象，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出了＂治理民主＂、＂民本主义民主＂等新的民主观，还结合十八大以来的最新政治动态分析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道路问题，因而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以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和入木三分的政治案例分析也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关心世界民主发展和中国民主进程的读者来说，可谓一大幸事。
《让民主归位》读后感(四)：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与中国民主道路的自主探索——评杨光斌新著《让民主归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化＂这个不容置疑的趋势的引领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已愈来愈与国际接轨。面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惨淡现实，很多学者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够，才使得中国学者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因此，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争建＂国际一流＂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将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发表论文作为学科评估、科研考核、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的硬性指标或优先指标。对国外论文与国内论文差别奖励，对海归博士和本土博士区别对待，重外轻内。自然，受此种风气的导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学者没有进行理论原创的能力、勇气和魄力，反而对他人的原创理论嗤之以鼻，自己退而求其次，不加甄别地＂收纳＂西方理论，手持这些所谓的＂普世理论＂大棒对中国指指点点、到处敲打。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就归结为一句话——＂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
然而，事实果然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中国的民主进程是否尚未启动，依旧遥无可期吗？中国施行＂民主＂之后，会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稳定运转还是会向乌克兰、泰国那样陷入街头政治的乱局？为什么不同民主国家的社会发展会有如此迥异的差别？民主是否只有党争选举一种形式？中国三十多年来果真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吗？中国未来需要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呢？
杨光斌先生新近出版的《让民主归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即出）正是直面以上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与浩如烟海的国内外研究民主理论的文献相比，这本十五万余字的小册子略显单薄,但该书所直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却是当今国际学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民主怎么了＂、＂民主何以会失败＂，更直接描绘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
一、何为民主，民主能为何？
鸦片战争以迄新中国的建立，屈辱的中外关系史使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新文化运动，先贤举起了＂民主＂这面大旗，以期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五千年辉煌的历史，百余年沉重的现实，使得国人对民主寄意深远，因此中国的民主口号特别多、特别发达、特别流行。这一方面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对何为民主、施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却言人人殊、各执一词。高调的民主口号在政治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刺激下往往为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背书。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口号的功能进一步放大。然而，政治口号的主要功能是搞革命或运动，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用运动能解决的。杨光斌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民主只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公正＂才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厘清，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公正，其他要素都是为实现公正服务的。
由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民主口号的发达，以至于人们说到腐败问题就认为是民主的缺失，说到社会不公，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杨光斌将这种现象称为＂民主元叙事＂，意指社会上一有什么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归根结底到＂民主＂上。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利于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因为执政者自己推高民主观念促使人们以高民主标准来要求执政者。杨光斌认为高调的民主观念和盛行的民主口号是自己给自己下套，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近代以来的屈辱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不自信。我们很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因为在既定民主理论中没有表述而不认为是民主的。在实践中干得不错，观念上却不自信，自认为错了。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对西方理论迷信过度，用杨光斌的说法就是＂右的教条主义＂。
对于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目前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仍旧着力过少，缺乏将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自觉。理论自信是理论自觉的前提，对本土原创理论没有强烈的自信，就不会自觉地进行理论原创，而总是想要从既有的理论与经验中去比对本土的实践，一旦卯榫不合，就说缺乏合法性。于此意义上来讲，杨著既是对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肃批评，更是一种理论自信的体现，一种理论自觉的成果。
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所直面问题是：当现实与理论相抵牾时，必须对既有的理论保有敏锐的批判精神，并有透过现实面对实际开出新药方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杨光斌在其书中对当下中国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通过部分国家的政治实践所进行的证伪和批判就是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埃及民主化的悲剧证伪了＂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组织虽然重要，但公民组织并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公共性，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公民社会中的＂民情＂或者是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泰国政治难题证伪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是：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种高度的抽象和简化成为新的＂民主化教条＂。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却展示出中产阶级通过街头政治推翻民选政府的反民主一面。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并不必然对民主感冒。
乌克兰悲剧证伪了＂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伴而来的，在一个存在族群裂痕的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却是立国之本。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施行，各党各派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就连自由民主理论家萨托利也说，＂除非存在政治共识，否则多党制是很危险的。＂
因此，在国家建设上，我们不能够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党争民主形式。因为同样作为转型国家的乌克兰、埃及、泰国、叙利亚等国因为党争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街头政治、族群分裂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血淋林的教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
在该书中，杨光斌通过详实的调查数据指出，当前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当然，中国人也有对民主的期待，但是中国的精英和民众是根据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来谈民主要民主的，他们都把民主当成实现富足公正生活的善业，是实质性民主而不是程序性民主。
二、如何民主，西式民主为何失败？
中国曾建立了亚洲最早的民主共和国，也遭遇了最早的民主转型的失败，民主转型的失败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近三十年的战争，致使人口锐减、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今，这些惨剧依然在发生：在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在东欧的乌克兰，在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在东南亚的泰国。在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有的是自主选择的，有的是国外势力强推的，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西式党争民主的形式。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民主不能带来社会秩序和民族和解却带来了骚乱和分裂呢？杨光斌在该书中提出了实现西式民主的两大条件：一是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二是民主的＂时序性条件＂。关于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他是这样阐明和论证的：
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
……共同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概念＂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原意是一族一国，英格兰就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法兰西。如果民主不是在共同的民族内搞，民主就会搞砸。
……第二是共同的政治信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搞民主，是因为他各个党都只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左中右而已……相反如果政治上没有共同信仰，比如魏玛共和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冒失的一次实验，政治派别、政治纷争很对立很激烈，结果按照英国的模式搞魏玛共和国，搞出了一个希特勒。
……第三，我称之为＂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西方民主教科书上也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是稳定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南美诸国是这样，泰国也是这样，城市、农村差别很明显，两极对立的社会，民主是用人头说话。（原书第59、105-106页）
由此可见，作者已将传统的不搞竞争性党政选举是因为我们的国情提升到了理论上和体系上的高度，我们不羞于这样说，因为这已经在实践中被印证，而在理论上，我们也已能充分论证其科学性。那么，如何逐渐改善国情，稳步推进民主呢？这就进入了杨光斌所设置的民主的时序性条件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这一理论及其逻辑的：
根据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历程和成败得失，借用罗尔斯的两大原则中的＂词典式序列＂之说，我提出民主诸种形式之间实际上是＂词典式序列关系＂， 即先后顺序或位置不能颠倒，否则必然是＂无效的民主＂。
第一顺位民主：立宪民主或法治民主。立宪民主其实就是宪政或法治，而法治旨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是西方宪政理论中的法治。而鉴于现代国家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解体即国家的解体，法治不但保障个人权益，还应该保障国家主权，否则原始意义上的民主含义就可以＂肢解＂现代国家。由此可以说，法治民主是宪政秩序或制度性秩序的民主，上保障国家主权，下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任何形式的民主只能在特定秩序内发生。
第二顺位民主：分权民主。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形成就是权力中央化的过程，国家形成以后都有一个去中央化即分权化的过程，因此分权化本身就是民主。除了英美式的弱中央化，几乎所有后来国家都需要集权后再分权。分权式民主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以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甚至自治、政府向企业分权以形成多元化产权的市场经济、国家向社会分权以形成多中心治理。因此，如果说法治民主是保障基础秩序的民主，那么分权式民主则是使制度合理化的民主……
第三顺位民主：选举民主（及其他民主形式）。大多数人既不反对法治民主和分权式民主，也不反对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民主的鼓吹者和警惕者的分歧就在于选举民主。鼓吹者主要是基于古典的人民主权理念以及选举民主的普世化，而警惕者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教训。确实，普选是从几个少数国家日益遍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仅此一点，抗拒选举民主就似乎失去了道德上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尚未大规模推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尤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巨大规模国家而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基于历史经验的担忧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有了如此之多的前车之鉴，有谁不担心不确定的未来呢？选举民主的鼓吹者指责警惕者总是举希特勒这样的事例，其实这并不极端，最极端的甚至导致国家解体，而一般性的结果则是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式的＂无效的民主＂下的无效治理。
所以说，诸种民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词典性关系，不能颠倒的词典式秩序依次是＂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这是民主建设的＂正方向＂。（原书第32-35页）
紧接着，作者又借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将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并称为＂基础性民主＂，并将之作为优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又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称作＂上层性民主＂，是民主的表面化形式。作者郑重指出，没有＂基础性民主＂而首先出现＂上层性民主＂就是民主建设的＂反方向＂，这种＂反向民主＂正是导致乌克兰、埃及等国家民主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那些看起来已经转型成功却并没有实现有效治理的原因，如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国。
三、近似值民主观，看中国民主如何推进？
要讨论中国民主如何推进的问题，就必须澄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否真的如一些政治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他们认定中国无政治改革，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自由的多党党争选举。但是，一个国家有无民主，能否单纯依靠有无党争选举来判断呢？一直以来，选举民主的鼓吹者和警惕者一直相互攻讦，莫衷一是。
在该书中，杨光斌在梳理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之后，指出以党争选举来判断有无民主的二元对立的民主观是冷战的产物，是政治斗争标签化的需要。近似值民主理论才源远流长，而且更符合民主的真意。杜威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即政体，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伦理问题，民主无处不在；民主深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任何一种民主形式，只能与真正的民主近似，只不过是程度多少的问题，而非是有无的问题；民主因其主要用于利益分配，利益分配上的冲突性导致民主的冲突性难题永远存在。作者据此认为，＂对于中国政治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按照为冷战定制的二元对立民主观，中国政治显然是不属于民主序列的；但是按照近似值民主观，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中的民主性质和民主要素。＂
杨光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很多理论与现实难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解释已然发生的事情，他将眼光放在了未来中国的民主进程上，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革是本书的核心议题。
杨光斌认为，探讨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在中国情境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对县以上政治并没有直接的感觉，或者说县以上的政治与其利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历次民意测评才表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赖度在全世界处于最高行列，这说明人民对执政党还是满意的。但是，中国老百姓又有很多怨言以至于必须以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怨言和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对纵向的基层政治不满，对横向的单位生活和社区生活不满，对政治功能不受控制不满。
达尔说民主的根本在于回应民众需求，萨托利说民主说到底是为了回应选民的诉求。杨光斌认为，最低限度的民主政体应该是作为程序方法（程序民主）的＂参与＂和作为目的理性（实质民主）的＂回应＂和＂责任＂的统一体。基于此，他提出了以＂参与-自主性回应-责任＂表现出来的新民主观——＂可治理的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即＂治理民主＂。＂治理民主＂的核心在于为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应该将不同的民主形式运用在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政治社会生活上。
基于治理民主理论，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民主形式。
一是社会自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发性民主＂，社会自治就是原发性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我国正在推进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方式，除特定类型的中间组织比如政治类、宗教类、民族类和法律类保持不变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都从过去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改革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因为对社会的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有极大的推动意义。
二是法治民主。民主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政治工具而带有冲突性，因此需要法治匡扶。只有法治的民主，才能上保国家主权，下保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国家刚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正在稳步推进。
三是分权民主。分权式民主包括中央向地方分权以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甚至自治、政府向企业分权以形成多元化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央与地方政府向社会分权以形成官民互动的多中心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一方面决定要加强地方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人事决定权向地方分权，另一方面又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向市场和企业分权，而＂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则是向社会分权的具体举措。
四是选举民主。选举是民主最原始、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但关键在于要用好。对于当下中国来讲，民众的不满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基层政治、横向的单位-社区政治。因此，对于基层单位和社区层面，选举民主就十分重要。而基层民主一直是近年来国家力推的一种民主形式，其发展正在逐步完备。
五是协商民主。对于事关日常生活的环境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以及很多人关心的财政预算问题，这些属于政治功能层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机制来解决。目前在我国的部分地方和基层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协商民主模式，政府部门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制度则亟待建设。
六是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主要适用于纵向层次的政治生活，具体形式有：上访、听证会、意见表达以及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等。既有为个人的利益诉求，也有公共利益的表达。参与式民主所展现出的＂人民参与-政府回应＂的互动格局，正是民主政治最生动的体现。
七是＂民本主义民主＂。这是作者基于中国自己本土文化的民主政治形式所作出的又一民主理论贡献。所谓＂民本主义民主＂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进行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相对，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民主＂是自上而下的逆向民主。逆向民主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民主的参与者在能力和愿望上都是不平等的，有强有弱，因此参与式民主的结果并不必然是公正的，而＂民本主义民主＂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尽量让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公正化。以体察民情、了解社情民意为主的群众路线制度，植根于中国传统，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是中国民主的宝贵资源，我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必须将之自觉理论化、科学化，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杨光斌先生的这本《让民主归位》拨开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迷雾，反思了西式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及其所带来的民主乱象，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出了＂治理民主＂、＂民本主义民主＂等新的民主观，还结合十八大以来的最新政治动态分析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道路问题，因而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以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和入木三分的政治案例分析也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关心世界民主发展和中国民主进程的读者来说，可谓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