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乳圆融随缘自喜

　　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巴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艺术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主要受到三大艺术因素的影响：一是来自东印度波罗艺术的美学和图像学方面的准则；二是源自加德满都河谷地区的艺术传承；三是来自北京(大都)的元代西天梵相艺术风格。除了汉藏交融的西天梵相艺术在中国宫廷自成一格之外，元明以来的卫藏地区造像艺术即多受前二支的艺术风格所影响。特别是卫藏地区，印度波罗王朝(8—12世纪中期)以及属于波罗系统的尼泊尔艺术传统是其最主要的艺术灵感的源头，这类风格一般被称作是＂印度尼泊尔＂风格。这尊15世纪初期的释迦牟尼佛紫檀造像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佛为＂佛陀＂之略，意为＂觉者＂。其形象以诞生、成道、转法轮，涅桀四相为世尊造像的典型样态，最为常见的即是此成道相。事实上，佛陀的具体形象经由＂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等等基于宗教理念与审美传统的规范和美化，标志了佛教由兴盛的＂正法时代＂步入＂像法时代＂衰微趋向的开端，而从人文的角度，它却奏响了人类艺术史上至为辉煌的乐章。正如此像，它遵循了古印度的造像模式，即佛像须具备的＂相好＂标准：波罗式的仪容与发髻，顶有肉髻，宝珠顶严，额广平正，眉间毫相，眉如初月，眼广长，鼻高不现孔，耳轮垂等等。螺发和双唇分别施以石青、红色，以表现佛陀＂螺发右旋，其色青绀＂＂唇如频婆果之色＂的容颜。眼睑曲线优美，目光下敛，似在俯视芸芸众生。特别是面部的神态，慈祥大睿，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肩胸宽厚，肢体修长，腰部细敛。腰身比例合度，给人以挺拔之感。面部及肢身皆以金色矿物胶彩作漆绘。身着袒右肩袈裟，采用藏式写实技法，仅在衣缘处雕刻数道边际线，衣纹简约流畅，使得像身优美的曲线得以展现，犹若曹衣出水，显然受到萨尔那特表现手法的影响。袈裟上的纹饰，亦通绘了明初西藏造像所常见的卷草纹。卷草纹又称卷枝纹，其与缠枝纹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卷草纹仅出现抽象的枝茎或草蔓的圆形或波状延续线条，不出现写实的花卉或果实。由于缠枝纹写实性较强，而卷草纹则颇具抽象性，以至于在卷草纹中由诸多草蔓卷起的饼图纹与其内的辐射状草芒，视觉上会看似法轮图案。由于寺内藏香及酥油灯的长期熏炙，佛像表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包浆，色泽醇厚而自然。手的造型保持波罗艺术传统，手掌较大，手指纤长而略有弯曲。右手垂放右膝，指尖向下，结＂触地印＂，也称＂降魔印＂；左手平置右足上，结＂禅定印＂；坐姿为右腿在外左腿在内的全跏趺式，称＂降伏坐＂或＂降魔坐＂，概括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降魔与成道的两个情节。这是＂释迦八相＂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在藏传佛教造像中，释迦牟尼佛的造型应用此式者尤多，《造像量度经》更以此姿态作为一切佛像的模式样本。
　　此像尽管题材单纯，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显露出高度综合的艺术风格，其艺术构成也比较丰富，是东印度、尼?自尔以及西藏三种艺术因素的融汇，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还要阐明的是，此像的雕造者应是卫藏地区的藏族艺术家，他们汲取了不同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是艺术理念，并在创作上显示出他们特有的综合能力。整躯造像体量硕大，结构上为木造接合。像身与莲座系用不同材质分体雕造再榫接而成。台座的仰莲瓣圆润饱满，上缘雕刻圆浑的连珠纹，既富于装饰色彩，又给人以敦实稳固之感。
　　难得的是造像内部装脏无损。明初以来的世间诸宝及出世间的殊胜法物封存其中，自有其不可思议的福德与加持力，令人心生欢喜，由衷赞叹。正所谓：法乳圆融，随缘自喜。福慧皈依，肃穆巡礼。稽首心诚，花雨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