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天下所有城市，在集聚所谓高端精英的同时，也一定吸引＂低端产业人口＂。个中道理，我在《城鄉中国》里做过讨论。基本原理，是人口集聚势必带来分工深化，从而产生在密度不足地方所不可能出现的收入机会。举一个例，捡饮料瓶这门活路，对体力、文化和技能都没有很高要求，城乡很多人包括体格还行的老人家，都做得来。但在人口很少的乡村或小地方，一天捡不到几只饮料罐，就谈不到养家糊口。唯独到了大都市，也是捡饮料瓶，搞得好可以发家致富。
　　当然，老人家拾荒、年轻民工做无需技能的活路，的确不够理想。问题是现实约束，总还有许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术谋生，也做不到靠社会保障老有所养。这是＂低端产业＂虽不中听、却十分＂中用＂的原因。其实何止捡饮料瓶这一项，推而广之，举凡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洗脚、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我们不妨思考，倘若没有大都市，同样有能力干这些活的人口，能不能如此创收？这是说，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最突出的挑战，是在北京城迅速膨胀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事国务活动空前频繁。实际上，北京的首都职能与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职能，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座北京城，两头不满意。个人之见，对首都核心区而言，外来人口、更不消说所谓＂低端产业人口＂，并不构成实质妨碍。因为在观察上，并没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挤在承担国事国务活动的首都核心区。在这个范围里，占据着大量空间、却并不承担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门和大公司，才是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实施搬迁，确保首都区真正用于国务国事活动，应该大有可为。
　　至于首都区以外的北京城，方方面面也要改善、更新和升级。不过也不必一切高大上，道理就在于北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需求集聚，分工深化，势必提供别处难以比拟的收入机会。应该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种服务谋生的人口，看作是送进城门里来的扶贫，为什么要一推了之呢？2020年全国扶贫＂一个不能少＂，本来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在当下这个节点，倘若一批城市跟着北京搞开了清退、腾退农民工，出现一批新的致贫人口，他们又来不及列入精准扶贫的名册之中，那可如何是好？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利发育和守信习惯的培养。京郊工业大院和城内沿街商业，多少年前是政府鼓励提倡的。发生新问题固然要面对、要解决，但请一定顾及前因后果，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这一届还是上一届，都是共产党政府，也只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不可以新官不理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