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鉴定从标形学到痕迹学

　　编者按：本文作者毛晓沪先生系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所所长兼首席鉴定师。自本期起，本刊从作者近期正在撰写的《古陶瓷鉴定学——从标形学到痕迹学》书稿中节选部分内容作连载刊登，以飨读者。
　　近年来，随着社会上艺术品收藏热的不断升温，学习和研究古陶瓷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相关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上市。那些标以古陶瓷鉴定理论的书籍，多数是以传统标形学为理论基础的图录集成。其中不乏味同嚼蜡般的抄袭之作，和盲人摸象式的经验之谈。致使许多读者误认为，只要读了这些书，就可以成为能慧眼识宝的鉴定家了。他们甚至引用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的话说：＂造型与纹饰符合其时代特征，保真度可达八成以上。＂殊不知，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内地，不存在面向普通民众的古董市场，仅存的国有文物商店也只面向外宾。当时的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古陶瓷造假之说，冯老三十多年前的经验总结，绝不是永恒真理。
　　这几年，一些高校根据社会需求，陆续开办起古陶瓷鉴定专业课程。说是＂专业＂，其实面临着既无专业教师，又无专业教材的窘境。只能临时聘请一些文物单位的专家，讲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就专家而言，水平也参差不齐，能称为真正鉴定家者更是少之又少。
　　真正的鉴定家，应当在该领域既是专家又是行家。就古陶瓷而言，既要对古陶瓷的人文历史，产地窑口、审美取向、装饰艺术、制作工艺以及历代仿品特征有深入研究，还要关注市场、了解市场、参与市场，对古陶瓷作伪新动向了如指掌。只专不行或者只行不专，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鉴定家。目前多数鉴定家来自于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以冯先铭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撰写了《中国陶瓷史》，为日后的古陶瓷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它不属于鉴定领域的专业著作。此后，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在他人协助下出版了《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也只是利用传统标形学方法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眼学＂经验。这几年，市面上虽然也出现了许多所谓古陶瓷鉴定方面的专业书籍，但能达到科学、系统、规范的学科专著者，还未谋面。
　　古陶瓷鉴定学是以历代古陶瓷和现代仿品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为手段，以提供科学证据来证明事物本质为目的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判定古陶瓷的制作年代、地区、窑口、品种、种类及其对赝品的识别，俗称＂辨伪＂。古陶瓷鉴定学是因客观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随着本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古陶瓷鉴定技术日臻完善，理论知识日趋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仿古陶瓷初现
　　有研究者在龙泉窑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类似南宋官窑器物的瓷片，就断定陶瓷仿古始于宋元。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以后推前，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是研究历史之大忌。尽管唐、宋之际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为皇家制作的瓷器——官窑。特别是宋代官窑器的造型，多是仿造商周青铜器，真正意义上的陶瓷艺术品刚刚诞生，又何来仿制。在此之前的瓷器只是民间实用器具，又有多少人会把它当艺术品收藏呢?元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包括陶瓷生产在内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归官府专营。当时的蒙古统治阶级对中原汉族文化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心理，你让他去搞仿古陶瓷，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所谓仿古应当是后朝仿制前朝产品，同时代的产品不能称其为＂仿古＂，只能算是相互影响和借鉴。即便存在仿制的因素，今人也很难说清楚谁仿谁。宋代青釉刻花器是陕西耀州窑的主要产品，同时期河南临汝也有生产，且风格极为相似。究竟是耀州仿临汝，还是临汝仿耀州?宋代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几乎涵盖整个北方地区，又有谁能说清楚它的最初发源地是哪里?尽管河北邯郸地区古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较早，当年生产规模也较大，但这些绝不是证明发源地的理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情屡见不鲜。
　　另外，即便是后朝产品在装饰风格与制作工艺上与前朝产品极其相似，多数情况也都不是仿古，只是后朝对前朝传统工艺的继承与自然延续。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古陶瓷的制作技艺往往是以父子相承、师徒相传的方式缓慢向前发展，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皇室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而产生突变。一种工艺、造型和纹饰延续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都不足为奇。笔者遇到过许多这样的收藏者，拿着现代仍在生产的民间陶瓷来鉴定。它们中的大多数产自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其制作工艺、造型和装饰风格延续数百年者不足为奇。只有在某种装饰风格与制作工艺的产品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后，又被人们重新开发和刻意制作才能叫＂仿古＂。
　　通过对现有实物资料和文献的分析，最早的仿古瓷出现在明代早期，首先是官仿官。宣德皇帝突发思古之幽情，从宫中所藏宋代瓷器中拿出几件作样品，命景德镇御窑厂仿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宣德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仿宋代汝窑，官窑和哥窑等瓷器，多数器物的底部都书有＂宣德＂年款。由此可见，这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陶瓷作伪。只有在民间，受经济利益驱动，才会出现古陶瓷作伪之事。这种现象是明代中晚期以后才在景德镇出现的。
　　初露端倪的古陶瓷鉴定
　　古陶瓷仿制、作伪之风开始于明代中晚期，但还只限于个别民间小窑中的小打小闹。严格来讲，这一时期的古陶瓷赝品根本谈不上仿制，它的造型、纹饰、釉色等均为当朝风格，只是将款识写成前朝。如正德时期的青花产品书写＂宣德年制＂款。康熙时期的产品书写＂宣德年制＂款、＂成化年制＂款等等。这一时期是古陶瓷造假的第一阶段，也叫初创期。辨别这一时期的仿品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对各个时期古陶瓷的造型、颜色和纹饰有所了解即可判定。它也是标形学鉴定的三大基本要素。
　　这一时期也应是古陶瓷鉴定学研究的初创期，以标形学研究的诞生为标志。标形学又称＂眼学＂，是通过对器物外观形态的观察和分析，并同人们已知的同时代、同产地、同品种的器物进行比对后作出的鉴定结论。＂标＂是指标准，＂形＂是指外观形状和形态。标形学的标准来自于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古董商的约定俗成。鉴定专家通过多年的学习和观察，将古陶瓷的各种外观特征和特质烂熟于胸，当遇到鉴定物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头脑中的参照物进行比对，然后得出结论。这种鉴定方法的最大特点是简便、易行，基本不需要复杂设备和工具，多凭鉴定者的眼、耳，鼻、口、手等感觉器官和头脑中的知识记忆。它也是古陶瓷研究领域最普及最常用的鉴定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未见有关这方面的早期专著，但是从清代中期专论古陶瓷的两部名著——《陶说》和《陶录》中，已经可见一斑。
　　《陶说》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陶瓷
　　史的专著。清代朱琰著。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称鲍廷博本。此后有多种刻本。《陶说》共6卷，分说今、说古、说明、说器4篇。按陶瓷器出现的顺序作历史性介绍，叙述了明、清两代饶州窑和其他代表性官窑的瓷器及制造技术。
　　《陶录》全名为《景德镇陶录》，清代景德镇人氏蓝浦原著，六卷，后经弟子郑廷琏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在嘉庆二十年(1815)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四册一函)。
　　第一次仿古高潮
　　纵观古陶瓷赝品的发展历史，在经过初创期后。又经历了近二百年的缓慢发展阶段，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划时代的作伪高潮。这一时期，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淘宝＂，古玩市场空前活跃，作伪之风也随之甚嚣尘上。此风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戛然而止。这一时期也是古陶瓷鉴定学的发展期，标形学的研究也在逐步走向成熟。这时期的古陶瓷研究专著有两部影响最广，一部是《陶雅》，一部是《说瓷》。
　　《陶雅》原名《古瓷汇考》，刊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寂园叟著。分上下二卷，共889条。一物一条，文字简炼，以谈清代瓷器为主，涉及到器物名称、釉色、款识、特征等各个方面，对研究清代瓷器有一定参考价值，便于初学者获得鉴定要领。但前后重复较多，眉目不清，翻检不便。
　　《说瓷》全名《饮流斋说瓷》。作者许之衡，字守白，室号＂饮流斋＂，原籍广东，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约殁于20世纪初。全书分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和说疵伪，共十章。他在总结前人知识和个人见闻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科学的分类、排比方法，博览约取，叙述有条。特别是第十章说疵伪，多年来更是初学鉴定者的入门教材。
　　这一时期的古陶瓷仿制和作伪基本上多限于江西景德镇地区，也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第一，当时购买力最强的西方收藏者，缺少对中国传统义化的深入了解。他们对外观绚丽多彩的明清官窑器的兴趣，远胜于对朴拙无华的老窑器的兴趣，致使那些能够左右中国艺术品收藏潮流的官僚资本，跟在洋人后面推波助澜，这一点在外国资本汇集的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以地方窑口为特色的一些仿品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如宜兴紫砂器、石湾仿钧窑器等等。第二，老窑器的生产年代久远，制作工艺已经失传多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仅凭文化水平很低的陶工的经验，要想仿制，尚属奢望。明清瓷器的生产工艺，在景德镇延续了数百年从未间断，尽管后期有所改进和变化，总体仍在延续和使用，仿制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正因如此，那时鉴定和辨伪的重点也是在明清官窑瓷器上，并造就出一批以北京古董经营者为代表的古陶瓷鉴定家。最负盛名者有孙瀛洲、赵家章、耿宝昌、孙会元和程常新等。特别是孙瀛洲的关门弟子耿宝昌先生，集师傅和自己的毕生之经验，并在陈华莎、丘晓君等弟子们的协助下，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出《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它标志着以标形学为主的鉴定方法的日趋成熟，是古陶瓷鉴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学院派与实战派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故宫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一派是以陈万里、冯先铭为代表的＂学院派＂，又称考古学派。另一派是以孙瀛洲、耿宝昌为代表的＂实战派＂，又名古玩行派。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俗话说：＂‘学院派的笔头，‘实战派的眼。＂＂实战派＂凭着在古玩行中多年的摸爬滚打，练就了一双辨伪的金睛火眼。
　　陈万里(1892－1969)是我国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从事陶瓷研究的开山鼻祖，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誉为＂中国古陶瓷之父＂。他是苏州人，名鹏，字万里，取＂鹏程万里＂的意思。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当大多数国人对研究古陶瓷还停留在从文献到文献的纸上谈兵时，陈万里已经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瓷器，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1928年5月，陈万里首次作龙泉窑考古调查，在龙泉和上林湖艰苦搜寻，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1953年高岗事件后，中央政府撤销了凌驾于各省之上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南和西北中央六大局。时任华东局副秘书长的吴仲超先生，奉命进京正式担任了解放以来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此时，笔者母亲也从上海随吴仲超先生来到故宫，执掌人事工作。在这百废待兴之时，吴仲超将国际著名学者陈万里纳入旗下。1966年＂文革＂期间，由于陈万里历史上担任过国民政府湖南省卫生厅厅长之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含恨而去，死不见尸。此时，吴仲超先生和笔者母亲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故宫＂造反派＂＂打翻在地＂，整天挨批挨斗。此为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文物经营实行了严格管制，古玩商朝不保夕，古玩店纷纷歇业，再加之当时北京最大的古玩商岳彬被政府镇压，罪名是盗毁国宝级文物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据说，岳彬被捕后，一个整编营的军人，封锁了炭儿胡同的＂彬记＂大宅。此后一个多月里，蒙有雨布的军车，来来往往，昼夜不停地运走＂彬记＂三十年购藏的商周彝金、秦汉漆器、六朝造像、历代名瓷，竹雕牙刻、缂丝绣品。封建社会的抄家之风由此复燃，直至1966年＂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众多古玩业内人士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终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并开展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地处北京东四南大街的＂敦华斋＂古董店老板孙瀛洲先生，自然属于被改造之对象。他手中虽然拥有众多国宝级瓷器，此时也只能望宝兴叹，食不果腹，难以为继。孙瀛洲意识到，与其像岳彬一样被政府抄家，不如主动捐献。为了尽快摆脱生活窘境，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养家糊口，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惊人之举，将其毕生所集的三千余件古陶瓷珍品捐献给政府，并携徒弟耿宝昌走进故宫，一举完成了由私营工商业者向国家机关干部的重大人生转折。1949年民国政府在撤离大陆时，将故宫原有藏品中的精品如数运往台湾，孙瀛洲捐献的文物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让＂学院派＂与＂实战派＂的领军人物陈万里与孙瀛洲在故宫会面了。然而，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有真正地相互融台。在＂学院派＂的眼里，＂实战派＂是文化素质低下、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的学问是＂仅就古董铺等说分类抄存，但可供检录之用而已＂。在＂实战派＂眼里，＂学院派＂也是一些妄自尊大的纸上谈兵者。当然他们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像＂学院派＂那样著书立说。笔者曾有幸在一藏家处见到一本孙瀛洲的手稿，全书八十余页，约三万字，由此可见一斑。＂学院派＂与＂实战派＂碰到一起，只是貌合神离地寒暄一番，很少相互切磋技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故宫博物院，＂实战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重用。孙瀛洲由于背有资本家的历史包袱，为人处事十分低调，从不张扬。尽管如此，他的命运与陈万里一样，还是难逃＂文革＂之劫难，1966年跳金水河自杀。直至去世，他也仅仅是故宫保管组里一名从事馆藏品的整理、编目和保管工作的普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