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拙于形瑰丽于相

　　安徽发现的青铜器，楚系铜器占据重要位置。同属楚系文化的楚国与蔡国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峥嵘岁月。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发现的铜器群，是20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1957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当之无愧为安徽的重器，亦是楚国青铜器的重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在安徽的发现，要属蔡侯墓铜器群，它是研究春秋晚期历史、青銅器工艺以及楚、吴、蔡三国关系史等方面的重要材料。楚蔡都曾定都寿县，蔡国又长期依附于楚，楚蔡两国青铜器有着时代的延续与文化的相似。安徽博物院所藏楚器与蔡器分别是处在鼎盛时期的春秋末年的蔡国之器与处在没落时期的战国晚期的楚国之器。一个是长期屈居他国之下在夹缝中生存而身兼蔡、楚、中原、吴文化因素的蔡人之器；一个是特立独行，以蛮夷自称，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楚人之器。他们的身上有交集也有特性，更折射出铸造雕刻着的深深的历史、民族和文化的印记。
　　一、李三孤堆楚国大墓的发现及馆藏铜器概况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等级最高的楚国贵族墓葬，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楚系墓葬里尚属首例。该墓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其形制不可完全复原。根据李景聃《调查报告》与邓拓一《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所载墓葬封土大小、墓葬规格、出土器物组合、数量以及收缴的青铜器所铸铭文，多数学者推测李三孤堆楚墓的墓主人为战国晚期的楚幽王。
　　据不完全统计，此墓出土文物总计4000余件，现存我院的青铜器共691件，大多是第一次盗掘后遗留下来的。青铜器的形制基本包罗了楚文化晚期的所有形态，尤以各式各样的鼎著名。楚幽王墓青铜器风格有对西周以来中原及楚系青铜器的继承，也有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与创新，铜器简朴、雄壮、敦厚、威严，反映了楚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与楚王奢侈豪华的生活。
　　二、李三孤堆楚国大墓铜器考略
　　1.东周第一圆鼎——铸客大鼎（图一）
　　铸客大鼎，又称楚大鼎，为东周时期第一大圆鼎。鼎的形制为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足呈蹄状。鼎的上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羽翅纹，双耳和颈部外壁饰模印变体鸟兽几何纹，蹄足根部以高浮雕手法表现兽首图样。兽面纹是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以商代最为盛行，常作为主题图案饰于器身的主要位置，兽面造型常为巨目大口有獠牙，具有狞厉之美。东周后期，兽面纹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如鼎簋等之足）。此鼎足根部的云纹兽面表情祥和敦厚，说明战国末期社会的意识形态进入了一个理性主义新时期，统治者不能再以原始的、非理性的狞厉神秘来统治和控制人心了。此鼎不仅以雄伟著称，而且鼎的耳、足是以分铸焊接工艺制成的，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铸铜工艺水平，对研究我国战国晚期大型铜器的分铸技术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大鼎前足膝部与左腹下外壁均刻有＂安邦＂二字。口部平沿处有阴刻的十二字铭文＂铸客为集…侣…＂。李三孤堆楚墓中与铸客大鼎同出的许多青铜器都有＂铸客＂二字铭文，依惯例以＂铸客＂命器物名，又因该鼎在众多楚器中最为雄伟磅礴，特冠以＂大＂字，＂铸客大鼎＂之名由此而来。铭文＂铸客＂即为冶师，是从国外请来的铸铜工匠，而非本国的铸铜师。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身份相对比较自由。
　　此鼎气势雄伟，端重古朴，当为王权的象征，亦是楚国礼治安邦的重要礼器。三代领导人在视察安徽博物院时见到此鼎，均甚是赞赏。毛主席还曾风趣地说：＂这么大一口鼎，可以煮一头牛了。＂2014年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铸客大鼎还作为国家公祭鼎的原型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
　　2.楚王爱细腰——铸客升鼎（图二）
　　束腰平底鼎自铭＂升鼎＂。此鼎口沿竖一对外侈方耳，圆口，平沿外折，圆腹束腰，足根作兽首状，腹部饰羽纹。四只身材矫健呈＂s＂形的小兽从器腹攀援至器沿处，探首张口，仿佛觊觎着鼎中正在烹煮的美食。平底从足部到耳部外缘的线条流畅优美，弧度优雅舒展。铜鼎口沿处有9个字的铭文＂铸客为王后少府为之＂。根据铭文，此鼎当为幽王为其王后所做之器，存于少府。＂少府＂属于王的私府，汉沿置，掌管官中服御之物、衣服、宝货、珍膳等等。
　　此鼎中腰内收，腰部一圈浮起的宽带并加一条凸箍，犹如一条带子将中腰束紧。束腰平底鼎颇可使人联想到以细腰为美的楚俗。楚以细腰为美，楚灵王所好尤甚，不仅女子，且更以男子细腰为美，细腰不仅施于人，还施于官殿，如楚有＂细腰官＂，当然也可施之于器物，升鼎为束腰便是楚人风俗尚好在器物形态上的表现。升鼎仅见于楚系铜鼎，在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未见到过，是楚人独树一帜的创造。鼎有附饰，也表现了楚敢于突破周文化传统的气派。本来，在器物腹部附上华丽的装饰，是春秋以来各地的时代风尚，但在其他地区仅见于鉴、壶、壘等器，在具有庄严、皇权象征的鼎体上则罕见。在升鼎上，加上几个精巧的小兽附饰显得更加雄浑壮观。春秋早期，楚武王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原之号谥＂，在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过程中，楚人洒脱不羁的气概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在鼎形状上突破周的传统器制，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3.别出心裁鼎匝结合——楚王熊肯釶鼎（图三）
　　此鼎形如匜而带三足两耳，故名匜鼎，也是一件匜鼎自铭器。口沿的流呈半管状而外突，方耳外折，圆腹直壁，平底，蹄足。素面，腹饰突弦纹，足根作兽首状，器足似从兽口中吐出。口沿外部有12字铭文＂楚王熊肯作铸匜鼎以供岁尝＂。字体清、正、刚、秀，清则笔画清劲、章法明了，正则字体端正、思路方正，刚则笔画有力、刚柔并进，秀则字体秀丽、亭亭玉立。匜鼎是盛水器，有的匜鼎底部有烟炱痕迹，推测也可作煮食物用的器具。青铜匜鼎大量出现在西周春秋之间，是吸收借鉴青铜匜和球腹形鼎的形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后与牺尊演化出兽首鼎。
　　该鼎是安徽博物院藏唯一一件带有＂楚王熊肯＂的青铜器。《尔雅·释天》：＂秋祭日尝。＂从铭文＂以共岁尝＂可知，此匜鼎乃为楚王熊肯所作祭器之用，也是楚王的重要礼器。至于熊肯的身份，则有楚考列王熊元、哀王犹和负刍诸说。
　　三、鄂君启金节的发现与意义
　　鄂君启金节共有五件，其中四件于1957年4月出自安徽省寿县的邱家花园，一件舟节是1960年从蒙城县王氏处征集来的。现两车节和一舟节珍藏在安徽博物院，其余一车节和一舟节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国宝级文物。鄂君启金节是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芈槐命人铸造，颁发给封君鄂君启的进行境内外贸易时免除税收的重要证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鄂君启金节分为舟节、车节两种，造型别具一格，制作精美考究，文字华丽隽永。铭文涉及楚国经济贸易、水陆交通、关税制度等内容，填补了楚国经济、交通史上文献失载的空白。
　　中国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鄂君启金节（图四），金节因质地为青铜，形似剖开的毛竹而得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节面由一竹节装饰纹隔成两段，上段较下段略长，又镂刻八条阴纹直线，以铭文直格，其上嵌满错金篆书，布局整齐有序，文字圆润秀劲，书体端庄辉煌，青铜的底色，显现整齐华美的金色字体，给人带来一种工艺的美感。
　　鄂君启金节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载有铭文史料的文物。两件舟节铭文均相同，计163字；三件车节铭文也相同，计146字。舟节规定了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路的运输范围包括今汉水、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澧水诸水和十一个城邑。车节规定了运输限额是50乘，也是一年往返一次。陆路的运输范围包括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的九个城邑。除此之外，铭文中还规定了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的办法以及严禁运输国家军用物资，比如青铜、皮革、铁等。根据专家对金节铭文的考释分析，金节铸造于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是楚怀王命令大攻尹（楚官名）为贵族鄂君启铸造颁发的免税文书。鄂是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可能是楚怀王的兄弟或儿子，在当时十分受宠，并掌管楚国＂府商＂（官商经营机构）的经营。鄂君启金节是研究战国时期楚国交通、地理、商贸、封君等状况的珍贵历史文物，也为先秦时期楚国税收体制及减免税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是我国税制发展历史演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蔡侯墓铜器群的发现及铜器概况
　　1955年安徽寿县发现的蔡昭侯墓与1958、1959年安徽淮南发现的两座蔡侯墓是蔡国高等级墓葬的重大发现。蔡昭侯墓共出土文物近600件，其中铜器486件，青铜器种类包括鼎、壶、匝、缶、敦、豆、尊、盒、钟、钲、錞于以及兵器、车马器等。淮南两座蔡国墓中的一座为蔡昭侯之孙蔡侯产墓，早年被盗，残存兵器和车马器75件。蔡侯铜器群的特征与楚文化极其相似，多数学者都将其纳入楚器研究的范畴。蔡昭侯墓出土青铜器种类多，时代较明，地近中原，铭文显著，一般作为春秋晚期的标准器。铜器制作精美，大量使用焊接技术，纹饰瑰丽、细密，多印制，工艺尽细尽美，多嵌镶红铜，铭文瘦细工整，已有鸟虫篆意，表现了一种极其成熟的工艺技法，无论在器物的造型设计、比例分配还是在纹饰的刻画上都恰到好处，是研究蔡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艺术美学以及蔡国的民族文化与性格的重要材料。
　　五、蔡侯墓铜器考略
　　1.精致华美——蔡侯莲瓣方壶（图五）
　　铜壶方口、长颈、鼓腹、圈足，下腹作十字带区划，壶身上下有繁复的蟠螭纹。颈部有六字铭文＂蔡侯申之飤壶＂。壶身物象众多，神态各具。壶盖顶雕镂精工的八瓣莲花形，犹如盛开的莲花，给人以清新空灵之感，调和了铜壶高大笨重的形态。双耳美化成立体小兽，由两根短铜柱连接壶颈，下面的铜柱上各套有一个铜环，小兽回首下望，作上爬状，颇有动势，头上饰有浅浮雕蟠虺纹角冠，极其精细别致。圈足四角有四兽负载，背承壶底，头部昂起，似欲争驮壶起，形象十分可爱。方壶由块范法制成，颈腹似是分铸，颈部两范，于两耳处合缝，腹部四范，于四面中线合缝，底部一范，中央有长条铸痕，四面有方支钉十二处。
　　莲鹤方壶高大华美、新巧精妙，镂空透雕、焊接技术与动物纹样的使用，使得铜器装饰变得夸张和华丽，造型灵活生动，是2400多年前聪慧的工匠们在青铜艺术上刻意求新的代表作品，堪称蔡器群中的精品。莲瓣方壶当时出土一对，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另一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红铜嵌身——蔡侯盥缶（图六）
　　器体为圆形，有盖，盖顶作六柱环握，盖口包住器口，圆肩，圆腹下内收、假圈足。腹两侧原有双链提梁（已残失），盖上有6个，肩上有8个圆饼饰，圆饼饰间并铸有阳纹线条的蟠虺纹地纹。底范圆形，六柱环握系嵌铸，出土时内附一小匝。盖内及口外沿皆有铭文一行6字＂蔡侯申之盥缶＂。器自铭＂盥缶＂。说文：＂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此盥缶发现时内有小匜，当为水器或酒器。
　　值得一提的是此盥缶周身嵌红铜兽纹，兽纹线条刚劲豪放，婉转有力，显现出镶嵌者熟练的技艺。盥缶色彩富于变化，瑰丽异常，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歲月，仍然依稀可见它的华丽与精致。这件镶嵌红铜龙纹的盥缶的装饰工艺采用了镶铸法，即将事先铸造成形的红铜纹饰经过精细的修整，然后放置在青铜器铸形模具的适当部位，再合范浇筑青铜液成型，最后经过打磨，红铜的纹饰与青铜的本色形成鲜明对比，匠心独具。蔡侯盥缶制作规整，装饰精美，不仅是蔡侯显赫地位的体现，更凝聚着蔡国工匠高超的技艺、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具有很高的科技、艺术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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