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是希望能在家里找到一本像母亲夹鞋样那样的画报,或者其他的什么书来。趁母亲不在家时,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那本夹鞋样的画报,终于找到了一本小书,是母亲上扫盲班时的教材,只有我们教科书一半大,绿色的封面,很薄,里面的字大多是我学过的。 那时,三叔正上中学,可我不敢翻他的东西,二叔已经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了,但二叔非常不喜欢我,对我总是本着脸,非常严肃,我见到他就有点像老鼠见到猫,尽量让自己无声无息,更不敢问他要书看。我发现奶奶都是用三叔和二叔用过的作业本来做手纸,而且放一整本在厕所里,谁用谁撕。那里面常常有二叔或三叔的作文本,有时也有祖父从单位拿回来的旧报纸。于是,我常常找机会去奶奶家蹲厕所,借机阅读奶奶家用来做手纸的这些本子和偶尔才会有的旧报纸。 有一次,我看到二叔写的一篇作文,是记述班里学生帮邻村收割小麦的事情。开头就是毛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才说今天要到某某村帮农民收麦子,心情怎么样,看到的麦子怎么样,突然又来一句"毛主席说……",然后再接着上面写,几乎每一段都有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可我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老人家说的话与收麦子有什么关系。那篇文章让我看得满头雾水,长大了,我才明白,那是特殊 时期的特殊要求。 奶奶的堂屋后墙上贴着一张彩绘的画,三叔站在画下指着画对我说:"那是长城。",画上是一段弯弯曲曲的长城城墙,城墙的边上是缤纷的树木。我当时还不知道"长城"是什么,我们当地把蛇叫"长虫"。我仔细端详着那幅画,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它与"长虫"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长虫"的肚子被剖开后的样子。带着这样的疑惑,很多次独自一人站在画下仔细地仰视,从没想过去问问三叔。 我喜欢看书,我还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四老头就喜欢讲故事。冬天,太阳好时,四老头就会靠在他家屋前的麦草垛上晒太阳,附近的几个老头也会凑过去,四老头就会用他那有点娘娘腔的声音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我也会凑过去,但又不敢靠得太近,一般会站在离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聚精会神地听。 农闲时,镇上的电影队会走村串户地放电影。有时是村里集体包场,有时是有喜事的人家包场,比如结婚,或老人过寿,生活殷实的人家就会包场电影。谁家包电影或是哪个村子包电影,消息很早就会传开。有电影的晚上,晚饭就会吃得特别早。小孩子结好伴,还要跟着爱热闹的大人,浩浩荡荡地向放电影的地点进发。若是在本村,银幕还没搭起来,我们就已经搬好凳子,占好了位。但多数是在外村,有的村子离家十余里,我们一样浩浩荡荡地开过去。 有时,也会有人误传消息,一队人马兴致勃勃地开到传说中的那个村子,村子里一片寂静,除了几声欢迎的犬吠,根本没有电影。领头的人不甘心,继续带领我们向更远的村子进发,越走心里越没底。因为一直也没听到很响的电影的对白和音乐。天已经很晚了,大人们便骂骂咧咧往回走,而孩子们还是兴致极高地追逐打闹。 有一次,东庄放电影,我看着看着竟坐在电影场上睡着了,醒来时已找不到同来的伙伴和大人,幸好,他们走了没多远,有人发现我不在队伍中,大队人马赶紧返回来找我。东庄离我们村有五里多路,若是他们没及时回来找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上四年级时,我们班小敏的爸爸在镇上的食品厂上班,食品厂的隔壁就是电影院。电影院是露天的,座位是用水泥砌的一个一个小凳子,上面用油漆刷上了号,一周放两次还是三次电影我已经记不清了,一张电影票有时一毛,有时一毛五。花钱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小敏说可以带我们从食品厂翻墙头进电影院,不必买票。晚上,小敏、我、二丫还有小丽四个人来到食品厂,趁电影还没开演,在小敏爸爸的帮助下,从食品厂翻墙进入了电影院,躲在厕所里等电影开演。电影院的座位常常不能坐满,等电影开演后,我们还可以找到空位坐。有时,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会在电影开演之后,打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地查票,我们几个就赶紧躲到厕所里,等查完票了再出来。 我们村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离家六、七里的镇中心小学去上。但要通过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去上五年级,否则就只能在四年级留级,有的人也选择退学。我记得离四年级升学考试还有八天,镇上的电影院竟然天天都放电影,我们四个照样天天去看。有时母亲晚饭做得晚,我拿一个煎饼就走了,路上边走边吃。一次,弟弟听说我要到镇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吵着要跟我去,我不愿带他,他就哭喊着在后面追我,后来在二丫的掩护下才把他甩掉,晚上回家被母亲揍了一顿。那时看的电影,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如《上甘岭战斗》、《羽毛信》、《刘胡兰》、《庐山恋》、《瞧这一家子》、《乔老爷上轿》等,对于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电影成为我最高级的精神享受,给了我不少的文化艺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