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即禅道参禅悟道

　　在唐代饮茶迅速普及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佛教禅宗的盛行。禅，即是参禅悟道。坐禅入定，茶有助于提神，茶味之先苦而后甘的过程也有些暗合了参禅过程的渐入佳境。佛法不离生活，苦心有正念，则一举一动无不是修行。禅宗典籍《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那里，禅师问僧人：＂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去吃茶去，不曾到也去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此为后世禅林法语＂吃茶去＂的由来。吃茶就是坐禅亦有问佛乃至顿悟的妙机，故后世有＂茶禅一味＂之说，饮茶亦曾列入禅宗《百丈清规》。启功先生又有诗：＂七碗神功说玉川，生风枉讫地行仙。赵州一语吃茶去，截断群流三字禅。＂赵朴初先生曾作诗：＂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可谓深得茶道即禅道的意趣。 书斋品茗与世俗清饮
　　宋朝以下，蒙古人主政元朝，在游牧民族与豪放粗犷生活习性的冲击下，雅致优美而繁复的茶艺难免遭遇前所未有的低谷期。山河变色，汉人及其所拥有的文化传统备受歧视，大批失意文人退隐山泉林下，＂推开世尘事，不在五行中。＂先朝热闹异常的茶艺也逐渐成为文人书斋中更为清雅的交流。这一变革，修正宋代因茶技的过分精致繁琐而导致茶文化渐趋没落之势，进一步发展了宋代尚意式的文人饮茶之法，同时也逐渐过渡成为明清文人雅士典雅的饮茶方式。
　　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士大夫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无处施展才干，只能寄情，以茶雅志，＂养吾胸中浩然之气，涤心中之块垒。＂＂吴门四才子＂中的文征明、唐寅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金冬心、丁敬、汪士慎等，他们即精于琴棋书画，又极长于茶道，故而茶饮题材成了他们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郑板桥的《墨竹图》、唐寅的《事茗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金冬心的《双井茶饮隶书轴》、汪士慎的《墨梅茶熟图》、丁敬的《茶荈相对册页》等，在茶中融入了个人情感的体会，在宁静的归隐生活中点染出自我的精神追求。
　　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这种用沸水冲泡整叶茶的饮法，简便又不失茶之真味。散茶的饮用、书斋式品茗的特定环境及文人对茶艺的钟情，促使紫砂壶制作加入了更多精神层面的元素，壶制体现精美绝伦的文化特征。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明清茶饮从文人书斋到平民大众的普及，使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又被人们认同为高洁的民族情操，即体现了这种演变。人们不断通过茶事活动，完善茶艺、茶礼、茶俗在各阶层、各地域的发展，这一品饮的世俗化在茶馆的历史变迁中得以显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茶肆，宋人的《梦粱录》里对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的诸多茶馆、茶坊也有详细的描述；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更是对清末市井生活中的茶坊百业不惜笔墨。
　　上海＂南香茗茶行＂是现代茶庄的代表，其连锁经营已有相当规模，店内品种齐全，尤以安溪铁观音和云南普洱茶为主打产品，另外有收藏丰富的陈茶及茶具，间以名人书画，客人可三五小聚，相约品茗。尤其是店内珍藏近百年的古董普洱茶，茶汤甘醇，沁人心脾。而江南某地的湖心亭茶室则延续旧式茶馆的风格，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茶馆的历史变迁，也显示了茶文化的大众化普及。馆内的一桌一椅一杯一盏无不让人品味到传统深厚的历史积淀。
　　茶馆是一个平台，文人雅士在这里可以抒发情感，可以消磨时间，可以看得见明天，却也在不经意的一瞥间，看见了昨天。茶馆是民间交流的室所，是人们打发时光的空间，是滋养培育朴实民风、民俗的摇篮，是社会生活历史留痕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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