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段疯话原文欣赏

　　一段疯话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经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袴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它，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地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得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癫。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
　　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但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示＂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直报怨＂，还要大声疾呼地说，＂疯狗，打死它＂。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地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像——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地引我向正路去。这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子＂了!
　　疯子以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神情心景，不是我这笨思想说得出的。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原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四号)